刘伯承：蒙冤受屈的第一位元帅
1949年后，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十大元帅中第一个遭到错误批判的是谁？
众人误以为是彭德怀，实则非也。
当有人询问，我国历史上首位遭受错误批判的军事将领是谁？多数人可能会回答，那便是彭德怀元帅。
这观点实属谬误。实际上，首位遭受批评的元帅乃刘伯承将军。他在授衔三年后便遭到了批判，至于彭德怀元帅，则是在授衔四载之后才遭遇了类似命运。
01
1958年，中国历史重要节点。
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奋勇争先的岁月里，我国军队的领导层正密谋一场前所未有的较量——即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教条主义的坚决抵制。
自斯大林逝世以来，中苏关系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陆续颁布了五份整风学习文件，明确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
自那时起，刘伯承院长兼政委便对自身工作进行审视。在军事学院的教学实践中，是否存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坦白讲，确实存在些许。毕竟，当时我国军队尚缺乏正规的院校体系。
毛泽东曾言，不论你们是否邀请苏联顾问，我的决定是必须邀请。在我国资源匮乏之际，参考苏联的某些规章制度及教学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其中不免会有一些教条性的内容。
1957年，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工作组莅临南京军事学院。
无论缘由如何，彼时他们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均显得不公，存在明显问题。
他们在报告中向中央和军委报告：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显著不足之处在于教条主义的倾向较为突出。
最为显著的问题是教学内容与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在教材编写与作业设计过程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及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关注不足，往往偏重于“一长制”的原则。
……对于学院而言，经过六年多的发展，对于将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融入教学之中，却尚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特别是在1956年9月全院深入学习了五个整风文件之后，众多同志已深刻认识到反教条主义的必要性。然而，院党委却始终徘徊不定、犹豫不决、拖延决策，未能果断作出决定，导致党委在教学工作上的领导步伐滞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刘伯承在上海治疗。
02
自1956年的严冬伊始，刘伯承元帅便因脑疾与军事学院永别。彼时，刘帅因身体之故，不得不离开他亲手缔造的这一所高等军事殿堂，其心中所感，自是常人难以尽言。在凛冽的寒风中，他向送行的战友们深情地说道：
“看来我只能当名誉院长了。”
言至此处，他的眼眸中闪烁着泪光，送行的众人亦皆泪眼朦胧。
走出军事学院的校门，他的心却依旧留在了那里，对学院的种种始终萦绕于怀。听闻国防部最新报告的消息，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
他陷入沉思。
在担任工作领导期间，我是否过于拘泥于教条？教条主义现象是否较为突出？
起初，我们严格遵循苏联的规程进行训练。随后观察到部分学员感到压力过大，因此对相关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这算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吗？
纵然在学习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教条主义。
尽管心中存有诸多疑惑，他仍旧从个人立场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往昔时光，刘伯承常感寝不安席。在短短一个多月间，他先后致信数封予相关人士，倾诉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与思索。
他致信学院负责日常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及钟期光副政委，恳请他们切实执行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精神。
“党委深入研讨，开展集体讨论，秉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并结合群众路线，必将取得显著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迅速召集了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尽管委员们对国防部的报告核心观点持有异议，他们仍审议通过了《关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倾向的决议》，并对学院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审视。
此刻，正在北京主持军委训练总监部日常工作的萧克上将，对于彭德怀上将提交的报告持有异议。萧克上将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中教条主义倾向的判断略显过度，他本人则认为，这种不适应仅存在于教学内容的某些方面，与我军现行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
萧克将军致信彭德怀，对后者即将公开发表的某篇文章中提出的相关观点表达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特别对文章中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革命化”相对立的说法表示强烈的不赞同。在他看来，这种提法颇具危害性。
03
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是人之常情。将种种看法公之于众，展开激烈的辩论，以辨明是非曲直，这在党内是受到鼓励的。然而，令人忧虑的是，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却趁机介入。
与此同时，刘伯承将军向军事学院的相关领导致信之际，北京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亦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
在此，有必要对读者做一番补充说明。训练总监部，作为建国初期军委下辖的一个部门，曾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予以撤销。该部首任部长一职由刘伯承同志担任，继任者为叶剑英元帅，担任代理部长；其后，萧克将军接任部长之职。
鉴于训练总监部肩负着全军教育和训练的主导职责，故对军事学院中反“教条主义”的举措亦显得尤为关注与敏感。
训练总监部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军事训练与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占据主导地位，而教条主义则仅是其中的微小瑕疵。
有人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教条主义问题极为严峻，甚至到了威胁革命进程的严重程度。
对于某一问题的观点，尖锐对立在所难免，然而，一旦这些分歧被他人所利用，便可能引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后果。
林彪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介入其中。此前数年，他屡次以病为由，待成都会议圆满结束、返回北京后，听闻相关人员所述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相关信息，便果断决定亲自涉足此事。
林彪对于这段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其言论堪称有力的佐证。在一年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彭德怀的批判，林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适值军委扩大会议在即，然而会议主题尚未最终敲定，并未明确以反教条主义为核心议题。在获知此份材料（即有关军事学院与训练总监部问题的相关信息）后，我深感此问题之重要性，并认为应当将其作为会议的主题。军委扩大会议有必要确立一个富有思想深度的议题内容。
向毛主席汇报了具体情况，毛主席便认为有必要展开这场斗争。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召开此次会议，并由×××提供了相关材料，这才促成了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核心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原本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如今却逐渐变得错综复杂。
军委扩大会议伊始，便明确指出此次会议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在军队高层干部的集会上推行“四大”，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创新之举。面对全国形势的飞速发展，军队亦应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面对如此态势，众多同志普遍抱有抵触之感。中将程世才明确表态：“我愿提供炮弹，却不愿沦为炮手！”
这种观点无疑遭到了大小会议的广泛质疑。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前期，与会者尚有发言的自由。不论是对教条主义持有多少质疑，都有权公开发表意见。然而，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气氛愈发浓厚。
显而易见，此次冲突的焦点已锁定在两位军事统帅——刘伯承与叶剑英身上。在这场斗争中，刘伯承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
04
刘伯承原本身在外地静养，接到会议召集的通牒后，只得匆忙启程，赶赴北京。
临别南京之际，刘伯承心中涌起一股预感。整夜辗转反侧，未曾合眼，他那原本就视力不佳的双眸因熬夜而布满血丝，红得令人心生畏惧。火车之旅中，他再度整夜未能入眠。下车时，他的病情愈发严重，眼压已飙升至七十余毫米汞柱。
他被分配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在疗愈的过程中，他亦着手撰写检讨书。即便面临失明的风险，他仍旧一字一句地、小心翼翼地书写着这份检讨。
7月10日，刘伯承步入怀仁堂，在他人搀扶下缓步登上了讲台。刘帅一生屡次登台授课，无论是传授军事理论，抑或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他总能游刃有余。然而，今日，他却必须在此进行一次违心的自我批评！
他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们汇报了自己自军事学院学习以来所从事的工作。在他的陈述中，既有基于事实的详实说明，也不乏出于真诚的自我批评之词。
刘伯承进行自我反省，背后亦有一层原因。那便是出于对一众同志的关怀，以及期望此事件能够得以平息。
然而，他的想法过于善良，随着军委扩大会议进入尾声，斗争愈发尖锐激烈。
萧克、李达等同志屡遭严苛批判。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反省，却始终未能获得宽恕。非得他们承认反党。萧克将军晚年对此仍气愤。
在革命最为艰巨的时刻，我选择了加入党的行列。面对要求我承认反党，这样的要求，我坚决无法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直言不讳，言辞犀利，却因此遭至不测，现场即被剥夺了肩章，并被粗暴地推搡至台下跌入看押之中！
自此，这些人的境遇每况愈下，最终均受到了组织的严肃处理。萧克、李达二人被免去现职，调至地方任职。其他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部分人遭受了党纪和政纪的惩处，职位和级别相应降低。
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后，刘伯承元帅的情绪愈发低落，沉默寡言。他时而坐在椅子上，时而伫立在窗前，许久不语，仿佛陷入了沉思之中。
随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沉重地压在年迈且多病的老帅心头。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他的双眸几乎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对于那些极端左倾的行为，他的理解日渐模糊。然而，他依然坚信，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评判。
明日将至。
即便自1959年起彭德怀屡遭磨难，他仍在其余生中坦诚以对。他命侄子彭继超赴萧克同志宅邸，向萧克同志吐露心声：
“同志们，1958年的那段经历，让你们承受了诸多苦难，对此我深感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