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风摘要：

历史的轨迹往往如此跌宕起伏：潘汉年与扬帆为应对敌对斗争，采纳胡均鹤主动投诚的请求，借助其力协助肃反行动，却不幸背负了“包庇、掩护并重用特务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最终被定罪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而胡均鹤为寻求个人出路，毅然投向中共，对国民党反戈一击以图赎罪，然而结局却是被定性为“潜伏特务”，罪责更重。

本文转自爱思想

在描绘重大历史背景的电视剧《潘汉年》的故事线中，出现了一位颇为独特的角色，他名叫胡均鹤。在这段历史画卷中，他扮演的不过是配角角色，然而，在这位配角的身上，却在若干关键场合展现出了令人称奇、出乎意料的独特影响力。早年投身革命，他曾担纲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重任。然而，不久后，他竟背离初心，投身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在抗战岁月里，他更是沦为声名狼藉的汉奸特务。然而，在那一时期，他不仅对中共事业贡献良多，而且在抗日战争中也做出了诸多有益的贡献。

在上海解放的前夜，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旧日的道路，投身于革命的怀抱。凭借其特殊身份，他被吸纳进上海的反间谍工作，并荣任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一职。遗憾的是，1954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事件的影响，我被错误地定性为“潜伏特务”并遭囚禁，长达近30年之久。直至1984年，历史真相得以水落石出，我才最终被宣告平反，洗清了冤屈。

胡均鹤的一生蜿蜒曲折，充满了诸多离奇的经历，这些不仅映照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更深刻揭示了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对个人命运的重大塑造。这一生动实例，无疑为我们深入探究历史人物提供了宝贵的案例。

胡均鹤

少年成名，任中共要职

胡均鹤，于1907年诞生于江苏吴县的贫困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英年早逝，家境贫寒，全赖母亲辛勤的抚育和叔父的临时援助，他方能艰难地完成小学学业。十四岁那年，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上海寻求出路。在此之后，他曾在酱油店担任学徒，于估衣铺充当帮工，生活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城市贫民，一名真正的无产者。

20世纪20年代初，在共产党的引领下，上海的工人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至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抵制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军阀的工人罢工与商家罢市的风潮，如同狂澜般席卷了整个上海。年仅18岁的胡均鹤，也被这股时代的巨浪深深裹挟其中。由于社会经济的低位，他注定在运动中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勇敢。他的聪慧、能干以及对新事物的快速接受能力，让他迅速在运动中崭露头角。不久，他便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青睐，得到了当时已在党的上层机构任职的共产党员李强、瞿景白的关注与提携。(瞿秋白之弟)加入党的队伍，进行介绍。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使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当地的共产党人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报纸上几乎每日可见共产党员宣布脱党的消息。然而，胡均鹤在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之际，依旧坚定如初，未曾动摇与退却。正值革命队伍遭受重创，党内亟需贤才之际，他肩负起更为重大的使命，被委以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之重任，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者的征程。

1928年，胡均鹤肩负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使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尽管他在苏联的停留时间不长，却极大地拓宽了视野，提升了个人能力。归国后，经过江西苏区的历练，1932年初，他被委以重任，返回上海投身党的核心机构，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一职。他可谓是少年有成，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正当胡均鹤在政治领域一路顺风，不断取得成就之时，命运的安排为他带来了一桩美好的姻缘。在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培训课程中，胡均鹤邂逅了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名叫赵尚芸。她受组织派遣，前来上海进修学习。她的哥哥赵尚志，日后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中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胡均鹤与赵尚芸相识不久，便彼此心生爱慕，最终喜结连理，共同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在这漫长的60年风霜雨雪中，他们携手共度了无数艰难险阻，屡遭磨难与挑战，然而，他们的婚姻纽带却始终坚不可摧，始终保持着完整与和谐。

屈膝降，陷中统。

风云变幻，天意难测。那是在1932年11月的一个漆黑夜晚，胡均鹤正身处团中央的秘密据点，却不幸遭遇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突袭。(中统前身)逮捕了。

起初被羁押之际，胡均鹤的举止依旧可圈可点。国民党特务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政治节操。遗憾的是，他在生理上顽强地抵抗住了酷刑的折磨，然而在心理层面，却终究未能抵挡住国民党攻势的猛烈冲击。循着叛徒顾顺章的指引，调查科的特务们搜集了一批中共的“地下出版物”。其中，一则传闻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党组织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已将胡均鹤开除出党。这一消息对胡均鹤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与此同时，特务们还劝说道：身怀六甲的赵尚芸即将临盆，孤身一人，生活孤苦。作为深爱妻子的胡均鹤，怎能袖手旁观？面对这些消息以及妻子的困境，胡均鹤内心的动摇愈发明显。先前，那曾一闪而逝的革命觉悟所支撑的政治信仰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与实用主义的奉行。在一场灵魂深处的激烈斗争后，他终究选择了向国民党低头，并承诺为调查科效力。

不久之后，胡均鹤便应调查科的召唤，前往南京，正式投身于特务机关的行列。他深知，一旦背叛了信仰，沦为叛徒，便难以再赢得他人的深切信赖。唯有竭力展示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稳固立场，赢得重用。因此，他加入调查科不久，便主动投身于几起针对中共的重大破坏行动。果不其然，他的表现很快赢得了特务头目的青睐，进而被提拔为调查科南京区的副区长。继后，他又被派往北方，担任平绥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专职破坏共产党活动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此职位上，他犯下了诸多反革命罪行。

变节为汉奸，充当日伪特务

1937年深秋，抗日战争席卷全国。随着日军的铁蹄踏破北平城池，胡均鹤不得不仓促撤离，辗转进入内地。紧接着，上海、南京等地亦相继落入敌手。翌年1938年，胡均鹤再次受命，赴上海就任“中统”一职。原调查科改建苏沪地区的副区长，沦为沦陷区中所谓的地下抗战战士。在此职位上，他曾经投身于数项对抗战事业大有裨益的工作。然而，政治局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不久又将他逼至悬崖峭壁的边缘，迫使他在更为艰难的考验和抉择面前挣扎。

1939年，上海沦为沦陷区的“孤岛”，正值各方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矛盾尖锐的时期。日本占领者在此地部署了众多军警宪特，严密监控各政治力量的动向，尤其针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在所谓的“国中之国”——租界地区，美英法苏等国的情报机构活跃异常；中共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关亦充分利用“孤岛”的有利环境，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亦在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致力于搜集情报和打击日伪汉奸。(包括暗杀)等活动中，丁默特别活跃。邨李士群背叛投敌，构筑了汪精卫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为日本侵略者效力。自此，在“中统”、“军统”与“特工总部”之间，爆发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相互搏杀。

当年的9月17日，胡均鹤亦不幸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拘捕。其因在于，与他同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先前已被“特工总部”擒获，且已转投李士群麾下。苏成德已将苏沪区“中统”人员悉数出卖。彼时，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以手段冷酷、残忍而闻名。落入了敌手，抗日志士往往难以逃脱厄运。他们要么选择以生命捍卫信仰，要么屈服于压力，选择投降。尤其是像胡均鹤这样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处境尤为艰难。

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抉择、善恶较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胡均鹤再度显露了他的人性短板。为了一时之苟且生存，他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沦为了汉奸，投靠了李士群。

李士群

李士群的政治经历和胡均鹤十分相似。他也是从中共的叛徒到中统特务，又从中统特务走上了汉奸道路的胡均鹤既已投靠李士群，便如同棋局中的过河卒子，唯有步步紧随其后。凭借着其一贯的机智与干练，以及灵活变通的处世之道，胡均鹤迅速赢得了李士群的信赖，并被视为“特工总部”的核心成员与李士群的关键助手。在此汉奸特务的角色中，他屡次犯下新的罪行，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帮凶。

预留退路　三窟策略

常言道，懂得顺应时势者方为明智之才。胡均鹤或许并非世人眼中的“明智之才”，然而，他无疑是一位深谙时势的智者。在他已然沦为汉奸，成为“特工总部”的核心成员之际，他亦深知，这条汉奸特务的道路，既是一条布满罪恶的轨迹，亦是一条危机四伏的险途。在乱世之中，他为了保全性命，甘愿沦为汉奸，然而，他并不打算在这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上固执到底。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变幻无常的政治局势，不断寻觅着合适的机会，以便为自己预留一条退路。

在迫使胡均鹤屈服投降的过程中，“76号特工总部”原本的意图是利用他作为诱饵，以图捕获“中统”在苏沪区的最高负责人徐兆麟。胡均鹤在当时是唯一能够直接与徐兆麟取得联系，并掌握其行踪的人选。然而，他并未遵从“特工总部”的指令行事，反而私下放过了徐兆麟，此举为日后与“中统”维持秘密联络埋下了伏线。随后，胡均鹤果真因暗中向“中统”输送情报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中统”的谅解，进而使其认可其为所谓的“地下抗战工作者”。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扩张。在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同时，党还大力强化了敌后区域的地下活动，尤其是情报工作，以更好地满足党全面领导抗日战争的需求。为调动一切可能利用的积极力量，中共的领导层制定了多项灵活且务实的政策和策略。其中一项便是巧妙地利用敌对阵营内部的矛盾与缝隙，通过策反或收买个别人物，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支持。而敌对阵营中的一些人，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愿意在一定范围内与中共进行有限的合作。这正是所谓的“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的情报工作之游戏法则。

昔日“特工总部”的掌门人李士群，便是擅长玩弄这种“游戏规则”的高手。作为日伪汉奸特务中的佼佼者，他热衷于积累政治筹码，以巩固自己在日伪内部权力斗争中的地位，并为自身预留退路。在与“军统”展开激烈对抗并相互厮杀一番后，他巧妙地与“军统”秘密接触，达成妥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采取宽容态度，同时积极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向其提供日伪方面的信息。鉴于此，中共方面给予了积极响应。

当时负责敌后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迅速派遣地下党员关露前往李士群的官邸，执行联络使命。随着抗战局势的演变，潘汉年再度亲自与李士群展开接触。他不仅直接从李士群手中获取了多项关键情报，更利用李的渠道，为中共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次，发生在1942年秋季，他成功协助刘晓、王尧山等中共领导干部，在上海安全渡过长江，撤退至新四军根据地。

在潘汉年与李士群交往之际，胡均鹤的作用尤为关键。作为李士群信赖的得力助手，他在潘汉年与李士群数度私密会晤中始终在场。胡均鹤不仅热忱地推动李与中共之间的联系，而且忠实地执行了李交托的各项任务。诸如在协助刘晓等人向根据地转移的过程中，正是他亲自奔赴镇江，进行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安排，确保了转移过程的安全与顺畅。又如，遵照潘汉年与李士群的要求，他亲自编制了一本密码，由潘汉年携至根据地，使得双方得以继续保持秘密沟通。此外，新四军根据地至江南的秘密交通线中，有一条便是得益于胡均鹤的精心筹划而得以畅通无阻。

所有这些都表明胡均鹤在作为一个日伪汉奸特务的同时，的确是曾经为中共为抗日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虽然其主导的思想动机乃是“狡兔三窟”之计，但客观的历史事实却也不能抹杀。

误判形势，拒中共好意

1945年的深秋，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全面胜利，日本人也被迫无条件投降。那些曾经依附于日本的汉奸，如同丧家之犬，终日惶恐不安，因为他们所犯下的叛国罪行，正等待着正义的审判。然而，胡均鹤此时的心理状态却显得格外特殊。尽管自1939年起，他便成为了一名关键的汉奸特务，但他所精心策划的“三窟之计”，却意外地为他留下了一条后路，带给他一丝慰藉与希望。

事实正如预期。在这段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中共率先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地下党组织派遣人员找到他，真诚地希望他能洞悉历史发展的潮流，并协助他将部下、武器以及档案等一并转移，前往革命根据地。若胡均鹤当时能够接纳中共的这一善意，其后的个人历程与命运或许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遗憾的是，他在深思熟虑后，以借口拒绝了中共的良机。随后，中共方面屡次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却未能把握住。

胡均鹤之所以对共产党的援助不予理会，主要在于当时共产党尚处于较为弱势的位置。在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将赌注投注于当时占据强势地位的国民党。他心存幻想，意图凭借与“中统”的长期联系，分得国民党的一席之地。然而，现实很快便打破了这份幻想。国民党内部派系繁多，互相争斗不休。“中统”虽有意将胡均鹤纳入旗下，“军统”却为削弱“中统”的影响力，迅速采取行动，以汉奸罪名将他逮捕并审判，最终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显然，国民党并未忘记他在日伪时期担任汉奸时对“中统”所做的一些“贡献”，特别是在他投靠李士群时故意放过了徐兆麟。这使他在审判中的刑罚得到了显著减轻。据悉，在那些被惩处的日伪高级特务名单中，他独树一帜，成为唯一幸免于死刑之人。这无疑归功于他早已精心布局的“三窟”策略。

在南京著名的老虎桥监狱，胡均鹤度过了长达三年的铁窗生涯。

在过去的三年间，我国局势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1949年初，历经三大战役的洗礼，共产党取得的胜利与国民党遭遇的败局已然成为既定事实。这一结果，胡均鹤在三年前可谓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当年错误的预判与抉择承受了沉痛的代价。正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意外地将他释放出狱。

改弦易辙，立志赎罪。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会突然将胡均鹤释放?他在被放出来之后又为什么要重新寻找中共的关系并转向为中共服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微妙而又很关键的历史问题。

正是这一问题的存在，部分地催生了数年后那起新的历史冤案的形成。

1949年伊始，国民党当局决定释放了大量被囚禁于监狱的犯人。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旨在卸下负担，并为即将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制造混乱与困扰。然而，对于胡均鹤这类特殊个体的释放，国民党并非仅仅放任自流，而是有着更为明确、直接的目标。彼时，“中统”机构已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其性质与任务依旧如故，旨在打击与破坏中共。内调局对胡均鹤的底细了如指掌，亦深知他在历史长河中与共产党的微妙纠葛。因此，在释放他出狱之际，便毅然重用，委以重任，特命他为内调局京城要职。(南京)沪上某潜伏组织的头目，命其尽力渗透进中共阵营，展开秘密行动。

潘汉年

然而，此时的胡均鹤已不再对国民党抱有任何幻想，如同三年多前那般。现实形势已然清晰可见。他毅然选择脱离国民党的行列，投身于中共的怀抱。在被释放出狱后，他将内调局交付的任务抛诸脑后，迅速与他的老搭档刘毅取得联系。在日伪统治时期，曾担任“特工总部”镇江站站长的他，亦曾为中国共产党默默贡献，施以援手。赴香港与潘汉年会面，由此恢复了与中共的联系。胡均鹤嘱托刘毅携带一份“见面礼”，即他掌握的国民党军事关系，可助中共实施策反。潘汉年遵循中共既定方针，表示愿意将他们引荐给中共相关部门，并指引他们前往解放区，寻求华东情报部负责人扬帆的接洽。潘汉年随即通过电报将这一情况通报中央情报部，并转达了华东情报部。

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之际，胡均鹤应华东情报部的邀请抵达这座城市。鉴于他曾在抗战期间为中共贡献过力量，加之他此番的主动归附，以及当时对敌斗争的迫切需求，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在审批通过后，便将胡均鹤安置于上海市公安局，赋予其“特情”人员的身份，参与肃反行动。同时，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一个主要由起义和投诚人员构成的、承担咨询职能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因此受到重用，胡均鹤的确是以力求立功赎罪的心态全力以赴地履行职责。他主动向组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列出了“已运用及可运用之沪地两统”的相关信息。(指中统和军统)“人员名录”。他隶属的情报委员会在解放初期上海的肃反行动中，尤其是针对敌特案件的侦破工作中，贡献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事与愿违，牢狱之灾再临。

历史的进程跌宕起伏，胡均鹤个人的际遇亦随之起伏不定。他曾以为，1949年选择投奔共产党将引领他步入一条新生之路，然而现实却与预期相悖。他仅享受了几年的宁静时光，自1954年秋季起，便开始遭受隔离审查的折磨，1955年春季，他遭到了正式逮捕，直至1982年秋季方才获得保释，从劳改农场重获自由，这段经历累计长达28年，饱受磨难。

胡均鹤此次遭受的牢狱之劫，其背后历史背景颇为错综复杂。1951年伊始，中央公安部的一位核心领导在视察上海期间，注意到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由胡均鹤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担任，遂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随即对负责上海公安局日常工作的扬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下令对公安局的领导体系进行全面审查。鉴于检查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偏颇，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导致将扬帆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时暴露出的某些工作不足和失误，过分夸大，定性为“包庇、掩护及重用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

自1954年初“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爆发，曾肩负上海公安工作指导重任、并批准胡均鹤任职的饶漱石，随即背负上新罪名。不久，扬帆亦被诬陷为“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所犯的所谓“包庇、掩护及重用大量特务与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随即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及至1955年4月，潘汉年亦被疑为“内奸”，随之被捕审查。为证实饶、潘、扬三人涉嫌“包庇、掩护及重用特务与反革命分子”的指控，胡均鹤遂成为侦查人员手中最为关键且有力的“证据”。

他起初被直接押送至北京接受审讯，随后即被定性为“潜伏特务”。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他自己承认曾受国民党内调局的指派，负责执行潜伏任务，且无法渗透至中共内部。然而，事实是，他并未遵从内调局的既定计划，而是决意投奔中共，并反戈一击，协助中共进行肃反工作。尽管办案人员对此基本事实有所了解，却并不予以置信。胡均鹤在协助中共肃反过程中显现的些许不足或疏忽，都被当作他执行“潜伏”任务的“证据”。

历史往往呈现出这样的曲折与离奇：潘汉年与扬帆为应对敌对斗争，采纳胡均鹤的主动投诚，让其协助肃反工作，却不幸背负了“包庇、掩护及重用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最终被定性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而胡均鹤为寻求个人出路，毅然投向中共，并对国民党反戈一击以图赎罪，却反遭以“潜伏特务”之名定罪，罪责更重。

自1954年9月起，胡均鹤遭受了长达28年的监禁生涯，直至1982年10月得以保外就医。这成为了他人生中第四次陷入囹圄的经历，且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首度遭遇牢狱之灾，是在他身居中共要职时期，1932年寒冬，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拘捕。他仅被监禁两个月便因变节投降而获释，并得到了国民党的重用。第二次是在1939年秋季，当时他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日伪汉奸的“特工总部”逮捕。这次监禁时间更短，由于身份暴露且畏死贪生，他在短暂的突袭后即叛变投敌，从而获得释放，沦为汉奸特务。第三次则是在1945年寒冬，国民党当局第二次将他逮捕，并判处十年监禁。然而，他实际上只服刑三年便被提前释放，随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吸纳，并被安排为“潜伏”特务。

由以上三次被捕与释放的经历，我们不难窥见，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及对实际政治利益的追求，使得胡均鹤这类在失去气节后便频繁改变立场的人，总能轻易地“化险为夷”，得以存活。然而，他的第四次被捕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尽管他在此次被捕期间依旧选择了坦白一切，但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性转变，他已丧失了任何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最终导致了长达28年的长期监禁。

雨过晴朗，明辨是非。

1978年的寒冬，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为重新审视历史、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提供了宝贵的有利条件。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为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的通告。由此，众多受此冤案牵连的人和事件亦得以重新审视和评价。胡均鹤案件便是其中尤为关键的案例之一。

潘汉年平反仅过去一个多月，胡均鹤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山西的劳改农场获释，重返上海。尽管当时胡案尚未进行全面复查，但鉴于潘汉年“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胡均鹤的指控已被撤销，胡均鹤被定性为“潜伏特务”的事实基础也随之消失。随后的一年多里，相关部门对胡均鹤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于1984年4月得出了复查的结论。

结论指出：“胡均鹤曾背离革命，向敌人投降并担任特务，在历史上犯有罪行。然而，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已向组织进行了坦白，且早在1941年便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并为我党工作。依据党的相关政策，对其过往的历史罪行应当宽恕。他作为潜伏特务的身份系误判，应当予以纠正。因此，原判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成立，该判决应予以撤销。”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亦指出：“考虑到胡均鹤过往曾为本部门提供过服务，却因潘汉年、扬帆之冤案以及饶漱石事件的影响而被错关二十余载，如今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故建议……应细致周到地处理善后事宜。”秉承此理念，上海市公安局随即作出决定：胡均鹤同志将享有行政十五级离休干部的待遇，以确保其安享晚年。

1993年3月，享年86岁的胡均鹤安详离世，为他的传奇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点。他的一生波折重重，经历了无数曲折与反复：起初投身革命，随后却背弃了革命，甚至背叛了民族，犯下了众多罪行。然而，最终他幡然醒悟，重返革命行列，赢得了革命的接纳和人民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