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二字，顾名而思义，首先指的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将领；然而，真正的名将，更需在军事领域有所成就，成为一位杰出将领。杜义德便是这样一位兼具高知名度和军事成就的将军，实属难得。

一、历经鄂豫皖直至祁连山脉，杜义德几乎全程参与了红四方面军所遭遇的每一场关键战役与战斗。

1912年五月，杜义德在湖北省黄陂县木兰山区的一户贫农之家降生。由于家境的拮据，他仅能在私塾中就读短短八个月。他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艰辛：曾为地主牧牛，与兄长共同劳作，还曾在武汉拜师学艺。1927年春，正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他毅然返回故乡，加入了农民赤卫队，手持武器，守护着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1929年，春风拂面，万物复苏之际，我国革命正处于低谷。杜义德与家乡的百余名赤卫队员携手，投身红军，被分配至红11军第31师第四大队，担任宣传队长一职。自此，口才了得的杜义德，日复一日地率领战士们跋山涉水，深入周边村落开展宣传，为红军筹集物资。面对下乡“清剿”红军的少数国民党军队，他便会率领战友们给予痛击。杜义德自幼在山区长大，擅长夜行，因此被战友们昵称为“夜老虎”。他凭借对树皮厚薄的感知，便能准确辨别南北方向。那些领略过杜义德英勇的敌军，则尊称他为“尖黄陂”。

“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克服困难！”“坚决消灭敌人！”如此一来，他逐渐赢得了“杜坚决”的称号。在烽火硝烟的磨砺下，杜义德迅速成长为红4军第10师第29团的政工领导者。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治军严谨，领兵有术，他一再强调练兵的核心要义，即：一者，磨练勇气；二者，提升技艺；三者，掌握战法；四者，练就行军之道；五者，培养战斗作风。在徐向前的严苛训练和悉心培养下，杜义德的部队铸就了“勇猛、坚毅、迅捷、猛烈、灵活”的战斗风格，战场之上，其威力尽显无遗。

1936年春，杜义德，时年二十四岁，荣升为红30军第89师的政委，崭露头角，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颗新星。然而，他依旧保持着那股血气方刚的少年气概。有次，眼见部队久攻不下敌城，他焦急之下，毅然跳出战壕，带头冲锋。却不料，一粒敌人的子弹，将他“请”进了医院。自那以后，杜义德转任红31军第91师政委。在告别之际，他留下了一段佳话……

红30军的军长余天云对杜义德言道：“你即将调入31军，务必将我军之枪械留于此处。”杜义德心知肚明，余天云此举实是觊觎他手中那把响亮的20响快慢机驳壳枪。

多年来与枪械结缘，杜义德怎能轻易将心爱的武器拱手相让，他愤愤不平地说道：“这枪可是我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上交？”

余天云断然宣称：“这把枪属于30军，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上交！”杜义德闻言，怒火中烧，反驳道：“这枪是红军的，怎能仅仅属于30军？我宁愿辞去师政委之职！”在张国焘的强制下，杜义德的枪最终还是被余天云强行夺走。毛泽东对此事评论道：“杜义德拒绝上交枪支，做法是正确的！枪杆子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路线斗争的工具。将枪随意交给错误路线，无疑会犯下错误。义德同志在这件事上展现了斗争精神！”

◆杜义德（自左至右）、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合影于延安。

1936年深秋十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的局长杜义德，随同西路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跨过黄河，肩负起创建河西根据地与开辟国际通道的西征使命。翌年一月二十八日，西路军的力量锐减过半，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仅有四百余人马的骑兵师师长，手持大刀、刺刀与长矛，勇敢地与西北的马家军抗衡。三月上旬，西路军终究遭遇败绩，残部重组为左右两支支队，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一同被编入右支队，他们踏入祁连山脉，历经艰辛，朝着陕北的方向转移。

1937年农历端午节之际，杜义德及随行人员，历经艰辛，依靠啃食草根、饮雪水解渴，沿路乞讨，最终翻越了祁连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峰，成功渡过河流。在彼时，他们邂逅了为救援西路军而特设、由红军总部组建的“援西军”。

杜义德重返延安后，在抗大深造逾两年，对毛泽东的军事及政治路线有了系统的掌握，军政素养显著提升。1939年9月初，毛泽东亲自指示，命杜义德投身于八路军129师（该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的工作。杜义德犹如猛虎归山，自延安抗大奔赴抗日前线，心怀壮志，渴望在沙场上一展身手，与日军展开激战。

129师司令部遗址。

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组织上已作出决定，你将被任命为师随营学校的副校长。尽管刘师长同时担任校长职务，然而由于他忙于前线指挥事务，无暇分身处理学校的具体事务，因此决定将学校全面管理工作交由你全权负责。

杜义德，一位组织观念根深蒂固的个体，立刻回应道：“既然组织做出了决定，我便愿意一试。请各位师长、政委放心，我必将全力以赴，勤勉工作。”

刘伯承点头满意。

邓小平轻轻卷起一支香烟，悠然地吸入一口，戏谑道：“果真是‘杜坚决’啊！”

于是，杜义德将全部身心倾注于随营学校的工作。

“他们初来乍到，有些人认为投身学校学习不如亲临战场战斗来得光荣。”

杜义德对于投身战场、冲锋陷阵，自是得心应手，然而，当涉及到创办学校，这却成了他未曾涉足的新领域。然而，他素来心思细腻，不久便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办学之道。在129师随营学校的主持工作中，杜义德将其视为在抗日战场上的“磨砺”，这也是他抗战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章。当年，他的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一二九师人才摇篮的掌门人”。

二、身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杜义德在冀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辉煌的“演武”战绩。

1940年秋季，面对日军对华北的全面攻势，八路军果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在此之际，刘邓首长委派杜义德同志赴冀南地区，就任129师新4旅副旅长一职。杜义德同志上任伊始，便全身心投入到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战斗中，率领部队对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的公路段进行猛烈攻击，并成功歼灭了沿线及周边的众多日伪军。

1941年5月，杜义德受命担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次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冀南区二地委书记，全面负责分区的抗日斗争。或许是日军意图试探这位新任司令员的实力，他们选择了对第二军分区发动攻势。1942年4月29日凌晨一时许，情报人员报告称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上午十时左右，军分区机关、区党委、行署机关以及各部队被敌人逼至十二里庄附近，敌人的包围圈愈发紧缩，这正是日军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为了这场“大合围”，日军调动了一万余人及众多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意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第二军分区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在最为危急的时刻，狂风骤起，尘沙弥漫，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笼罩了天空，能见度不足十步。敌人无法发动攻击，只能在不稳定的碉堡中胡乱射击。得益于这恶劣的天气，杜义德率领部队成功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然而，危险并未就此结束。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遭遇敌人的合围，一枚炮弹险些击中杜义德的坐骑。杜义德反应敏捷，从马背上跃下，不幸的是，他的坐骑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刺入了他的左大腿内侧。他强忍剧痛，拔出弹片，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裤。身旁的战士迅速用绷带为他包扎伤口。

纪念碑的正面，铭记着徐向前将军的题字：“四·二九反扫荡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世长存，不朽于世。”

面对弹药所剩无几，日军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杜义德果断下令，率先握紧刺刀，跳入敌阵，一声怒吼，猛刺敌人的胸膛。紧接着，他从倒下的敌人身上扯下一块布料，迅速缠裹住自己身上的伤口，再勇猛地扑向新的敌人……在他的激励下，部队顽强地突破重围，成功实现了转移。

1942年，冀南部队，包括第二军分区在内，共参与了2500余次大小战斗，平均日战斗次数高达7次；而至1943年2月，短短28天内，便发生了270余次战斗，日均战斗次数更增至9次。由此可见，战争的残酷与惨烈程度一斑。

“当时，只要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便已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巨大胜利。”

自1943年始，冀南地区遭遇了严峻的自然灾害，先是长达八个月的严重旱灾，紧接着便是蝗虫肆虐。在此期间，日军对八路军冀南军区的攻势愈发猛烈。第二军分区的斗争因而陷入了困境。“尽管局势对我们极为不利，但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一方面，我们精简机构、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更加机动的斗争。”（杜义德语）杜义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二军分区，组建了7支武工队，总计63人。虽然队伍规模不大，但他们的行动迅速显现了显著成效。

夜幕低垂，武工队悄然逼近敌军碉堡，将宣传册和标语掷入其中，并指挥已归顺的伪军分头喊话，通过联络熟知的老乡和校友，瓦解敌军的成效显著。同时，武工队在伪军内部布下了“线人”，一旦日军计划“扫荡”，第二军分区便能第一时间获取情报。当军分区部队途经敌军据点时，这些“线人”便为部队开道。记得有一次，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在日军的一次突袭中不幸受伤并被俘，立即有“线人”将李定灼被关押的据点位置通报了出去。听闻此事后，杜义德迅速组织武工队展开营救行动。伪军中的“线人”成功说服了看守，众人齐心协力，成功解救了李定灼。

针对那些顽固不化的汉奸，杜义德下令，要求武工队必须坚决予以镇压。于是，武工队成功摧毁了第二军分区内绝大多数敌伪大乡组织，一举破获了隆平县（现隶属于隆尧县）全县的特务网络，击毙特务汉奸29人，甚至将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予以了铲除。此举有力地挫败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

在削弱伪军的过程中，甚至部分日军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杜义德回忆道：“在这段时期内，有两名日军选择向我方投诚，另有二十四人逃离，还有九人选择了自杀。八路军逐步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村落。日军的势力范围随之不断缩减，他们不得不退守至规模较大的据点。”

1945年春，杜义德振臂高呼，吹响了第二军分区对日展开反攻的号角。5月初，他率领部队连续攻克了南宫与新河两座县城；进入6月，又与冀中军区并肩作战，发起了子牙河战役，成功攻占多处日军据点；直至8月底，冀南大片的土地与人民重获解放。作为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杜义德在冀南这片热土上的军事“演习”中，战绩斐然，同时也在实战中磨砺了其独当一面的领导才能。

三、联合指挥定陶战役的攻坚行动，使得毛泽东深感“甚为满意，倍感欣慰”，并将之视为“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敌人”的经典战例。

“这是一次漂亮的速决战，一场歼灭战。”

1946年夏日，国民党军队集结了三十万大军，分东、西两路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形成强大的压力。相较之下，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仅拥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悬殊，达到六比一。面对退守太行山与坚守鲁西南战场这两条路，刘邓大军面临的是一场艰难的战略抉择。刘伯承、邓小平紧急召集部下将领召开会议，这无疑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决策会议。

邓小平步至地图前，言道：“我思量，此战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则，暂时隐匿锋芒，迅速将我军主力撤往黄河以北进行休整，待时机成熟再行南下，乘虚歼敌。此计从我们当前局部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较为有利的选择。然而，此举无疑会加重陈毅、李先念部所承受的压力，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利影响。其二，我们当咬紧牙关，再战一役。虽则如此，我军所承受的负担将更为沉重，但陈毅、李先念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将大大减轻！我认为，第二个方案更为可取。”

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杜义德同志与刘伯承、陈毅等众多纵队级以上高级将领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刘伯承轻笑道：“蒋介石这战术，颇似饭馆子里的经营之道，一桌菜刚上桌，不等我们享用完毕，另一桌又紧接着送来，仿佛是要我们应接不暇。来而不往，礼数未周，既然他如此盛情，那我们就敞开肚皮，尽情享用吧！”

然而，会议的气氛显得格外异常。除了两位首长互相呼应，声援彼此外，与会各纵队的司令员与政委均保持了缄默，无人发声，一片寂静。

邓小平环顾四周，目光逐一扫过各纵队的司令员与政委，沉声说道：“若不战，我们将返回太行山！”

刘伯承收敛起笑容，庄重地承接了邓小平的言谈：“返回太行山，敌人是否会准许我们重返？”

各位纵队司令员与政委们，或吸烟沉思，或低头不语。他们确实难以轻易作出决断，因为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太过悬殊了！刘邓大军仅5万之众，而敌方兵力却高达30万之巨！

此刻，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果断地打破了僵局，他猛地一站，语气坚定而有力地宣告：“我坚决主张出击！我与杜政委已深思熟虑，我们这支纵队虽较2纵、3纵、7纵更显年轻，但将我们置于敌阵，正是我们所应承担的使命！只要我们的主力纵队能够得以保全，晋冀鲁豫解放区便能坚守阵地，直至最终的胜利。因此，我提议，让我们纵队冲锋陷阵，以战报国！”

王近山激情洋溢地续言：“先发制人，即便纵队仅剩下一个旅，我愿接任旅长，老杜则担纲旅政委；若仅余一个团，我便担任团长，老杜则任团政委；若仅剩一个连，我自请连长之职，老杜则出任指导员。纵使全纵队战至最后，我亦问心无愧，既对得起党的培养，亦对得起养育我们的太行山间众乡亲！”

全场气氛凝重。此刻，王近山身旁的杜义德挺身而立，紧握着他的手。杜义德未发一言，因为他深知，仅需与他并肩而立，便是无声的宣言！两位主官的团结，其意义不言而喻。

邓小平情绪高涨，指向前方，语气坚定地表示：“我全力支持你，大胆去战斗！”

“政委的主张，便是决策。”刘伯承挺身而起，迈向地图前，用手指点着地图，阐述了他对此次大战的深思熟虑：“西路之敌，虽然兵力上超过了东路，但大都是杂牌军，唯独赵锡田的整编第3师才是我军嫡系。赵锡田，黄埔一期出身，与刘峙将军有着师生情谊，他率领的整编第3师被誉为‘攻无不克，守无不固’。若能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彻底消灭，其他各师便难以再组织起有效的救援。这将极大地挫败敌军的士气与战斗意志，进而击溃敌人的攻势。”显然，刘伯承与邓小平的战略意图是采取机动战术，消灭敌人，“不战最弱，专挑最关键的敌人。”在会议上，刘邓二人决定，由王近山将军与杜义德将军共同指挥此次战役的攻坚行动。

自1946年8月23日起，赵锡田紧随王近山与杜义德的步伐，奋勇进攻，连战连胜，技艺日臻精湛，直至9月3日清晨，他被诱至定陶西部的大杨湖地带。彼时，赵锡田仍狂妄自大，口出狂言：“我第三师乃总裁麾下之精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好极了，这下赵锡田是站不住了，赶紧紧紧咬住他，别让他溜走。”到了7日，那个藏在汽车底下，假扮“军械主任”的国民党中将赵锡田被生擒。战士们将他带到杜义德面前，杜义德笑着对他说：“之前你总想见我，现在心愿终成。”定陶战役中活捉赵锡田，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击败蒋介石的王牌部队，王近山和杜义德因此名扬全军。

四、全面掌管第6纵队的军政事务，其指挥强渡汝河的战役，令刘伯承将军赞叹不已。

1947年6月的尾声，正值司令员王近山养伤之际，杜义德肩负起第6纵队的军政指挥重任。在一场干部会议上，刘伯承高度赞扬杜义德：“杜义德一身兼政委与司令之职，文武双全，实属难得。”

“第六纵队，实乃能征善战的劲旅。”因此，第六纵队享有盛誉，也遭到了敌方特别的“青睐”与密切的关注。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国民党截获的一份电报中如此记载：“若欲寻觅刘邓，唯有寻至第六纵队。”

“我们这支庞大的部队，主动脱离后方，采取进攻作战，目的在于不让蒋介石破坏我们国内的家园，而是将战火蔓延至蒋管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犹如一根坚实的扁担，一端挑起陕北战场，另一端承载山东战场，我们所承担的使命越重，对整个战局的优势就越显著。”

1947年6月底，面对渡河作战的艰巨任务，肩负着军政双重责任的杜义德，郑重地向所辖的16旅旅长尤太忠、18旅旅长肖永银下达了命令：“务必尝试实施偷渡黄河，若偷渡失败，则立即转为强渡战术。成功渡河后，若敌人的组织架构尚保持完整，则需稳步推进，稳固滩头阵地；若敌人的组织架构已被破坏，则应毫不犹豫地迅猛追击，迅速捕捉敌人，并实施分而治之的歼灭。”

后续的作战进程充分印证了杜义德所提出的策略与部署。在成功强渡黄河之后，他们在酷热的雨季中沿着陇海线挺进，历经黄泛区的考验，接连渡过了涡河、沙河、洪河。在这过程中，他们既遭遇了前方的敌人阻截，又面临着后方的追兵逼近，形势愈发严峻。到了8月23日，当部队抵达汝河时，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对岸汝河之畔，驻扎着蒋介石嫡系的整编第85师与第64旅；而杜义德身后，则簇拥着国民党十数个师的强大阵容，其中三个师已逼近至二十五公里之遥。此时，刘伯承与邓小平正与野战军指挥部并肩，随杜义德的第6纵队同行。平日里沉稳寡言的刘伯承，语气中罕见地透露出坚定：“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必须采取攻势，开辟出一条生路。务必勇往直前，猛烈冲击！”

这是对“勇者”杜义德的一份出自杰出军事家的深切期望与严格要求。自此，“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一至理名言，便深深烙印在杜义德的心田。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杜义德迅速下达命令，部队轻装简从，将难以携带的野炮予以炸毁，将重要文件一一焚毁，全体战士手持刺刀，严阵以待，准备展开一场生死之战。8月24日凌晨2时，18旅旅长肖永银率领部队率先渡河，部队以四路纵队排列，揭开手榴弹的盖子，手持刺刀奋勇向前，攻克一村再战一村，遇敌即战，战罢即进，迅速劈开一条血路。与此同时，16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带领部队殿后，全力掩护全军顺利渡河。在这过程中，尤太忠旅坚守于大、小雷岗，激战一整天，阵地多次陷入敌手，却又多次凭借顽强拼搏夺回，直至最后一名战士过桥，全旅伤亡高达2000余人。

在杜义德部队的掩护下，刘伯承、邓小平以及野战军指挥所成功穿越汝河，并于8月24日的午后抵达彭店。刘伯承紧握杜义德的手臂，兴奋地称赞道：“这一战打得真出色！这一战打得真出色！”

杜义德曾多次感慨道：“小平待我甚厚！”言辞间洋溢着真挚的情感，让人难以忘却。杜义德回忆起解放战争中的一幕，那天，邓小平对他说：“你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勇敢，堪称一位出色的将领。对军人而言，勇敢是必备的素质和标准，然而，仅凭勇敢还不足以制胜，战术同样至关重要。”杜义德回应道：“小平这番话既是对我的鞭策，也是对我的期望，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杜义德真正掌握了战术。”

五、自淮海战役起，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杜义德将军的声望日益隆盛，其名号已传遍国际，赢得了“国际知名度”。

汗水与鲜血并非截然对立，二者亦能相互融合，展现辩证的统一。回溯至1948年秋冬之际，淮海战役中，将黄维兵团引入包围圈，并逐步将其剥茧抽丝般的战斗，便是这一理念的最佳写照。正如杜义德所言。

“我们必须准备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仗、硬仗，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即便如此，他仍不断提醒部队，要发挥善于逼迫敌人作战的优势，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赢得胜利。

在敌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战士们一锨接一锨地挖掘战壕。他们首先挖出卧射掩体，继而挖出跪射和立射掩体，并将这些掩体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壕沟网络，直至前沿阵地仅剩30米的距离。随后，他们以惨烈的战斗为代价，一层层地“剥去”敌人的防线。第一层，是在击退敌人6次反扑后，成功占领了李主楼和小周庄；第二层，是通过反复的拉锯战，逐街逐巷、逐户逐室地将敌人驱逐出大王庄；第三层，则是通过白刃战，击退了黄维亲自培养的警卫团，攻下了尖谷堆，让黄维的部下在第六纵队的刺刀下颤抖。尖谷堆的攻克仅隔一日，黄维的兵团便被全数消灭。

“杜义德文武双全”，此语出自刘伯承司令员之口。

时至今日，杜义德仍旧坚信，围剿黄维的战役，是他生平经历的最畅快淋漓的战斗。而就最为艰苦的战斗而言，他则毫不犹豫地认为是朝鲜战场的上甘岭之战。

1952年秋季，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展开了全面的战术反击战，连连获胜，使得“联合国军”的处境愈发不利。然而，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和联合国第七届大会即将开幕之际，“联合国军”为了迎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力求在停战谈判中占据优势，并趁机攻取志愿军中部战线的关键点，以改善防御态势，摆脱战场的被动状态，于是于10月14日发起了针对金化的攻势，向位于上甘岭地区的597.8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动了进攻。

杜义德朝鲜留影。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策划并指挥了这场金化攻势。在进攻前夕，“联合国军”预估仅需投入两个营的兵力即可轻易占领两座高地。然而，进攻伊始便遭遇了志愿军的猛烈抵抗，迫使他们不得不逐步增加兵力。参战部队包括美军第7师、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以及2个营，此外还有18个炮兵营和170多辆坦克支援，出动飞机超过3000架次，总兵力累计超过6万人。在上甘岭地区，先后担负防御任务的志愿军部队由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代司令员）和副政委杜义德指挥的第15军、第12军组成。在整个战役中，志愿军亦不断增援兵力，包括9个炮兵团的部分力量以及4个营，总兵力增至4万余人。

上甘岭坐落在金化之北三公里处，其北邻的五圣山，作为朝鲜中部的门户及战略要地，在志愿军正面防线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因此，在这片方圆3.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敌我双方展开了长达43天的激烈争夺。敌军每日倾注优势兵力和猛烈火力，轮番发起攻击，总计发射炮弹超过190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将两座山顶的土石炸飞近两米之高。在上甘岭的战斗中，王近山与杜义德坚决执行“坚守防御、寸土必争”的战术方针，凭借坑道工事，顽强抵抗“联合国军”的进攻。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15、第12军击退了“联合国军”营级以上兵力25次冲击，营级以下兵力650余次冲击，并进行了数十次反击，共计歼灭、伤敌及俘虏敌军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摧毁及损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成功守住了阵地。在战斗中，志愿军伤亡超过1.15万人。上甘岭战役不仅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典范，更彰显了以坑道为核心、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在抵御强大火力突击、增强防御稳定性方面的巨大效用。上甘岭之战，更以战场范围小、投入兵力多、持续时间长、战斗激烈程度罕见的特点，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涌现出了以孙占元、黄继光、胡修道等为代表的英雄模范。此战之后，杜义德的名字远播海外，赢得了国际声誉，并曾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委。

自朝鲜战场凯旋归来，杜义德在中国军界的地位与威望持续攀升。

1955年9月，杜义德荣膺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自1955年夏日始至1957年夏日止，他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有幸直接聆听刘伯承元帅的教诲；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他担任解放军第3兵团政治委员；1959年9月至同年11月，他出任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他担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同时兼任旅大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他任职于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期间还曾兼任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常委、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及书记。

自1967年1月至1973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之际，杜义德先生频受批判与斗争之苦。

杜义德随邓小平视察海军。

自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随着邓小平重返政治中心，秉持正确路线的杜义德亦得以重获重任，相继担任海军副政委、海军第二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以及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至1988年7月，中央军委更是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老人家娓娓而谈：“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

将杜义德与开国上将杜义德、陈再道、开国上将陈锡联、开国大将陈赓、开国上将杨勇以及开国上将苏振华并提，同列一列，视为同等，正是邓小平对杜义德非凡功绩的高度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