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女士，出生于1935年的河南商丘，1952年投身军旅生涯。她曾在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机要职务，自1959年起，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在“文革”期间，她还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以及北京市委书记的要职。

步入晚年，谢静宜鲜少接待访客，她选择在家中静心笔耕。她曾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那些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

（1960年，谢静宜女士在杭州的汪庄与毛泽东主席合影留念）

（一）毛主席下令，上海锦江饭店的小卖部需暂停营业，关闭店面。

1961年的初夏时节，中央在沪举办了重要会议，会议地点选在了著名的锦江饭店。在会议的间隙，主席偶尔会前往位于锦江饭店对面的上海俱乐部，那里他喜欢畅游一番。

曾有一次，我与主席的摄影记者侯波及舒世俊同志一同外出散步。途中，我们发现饭店西侧的一排平房内设有专门为中央会议人员提供购物服务的小卖部。该小卖部门敞户开，我们遂步入一观，只见购买者络绎不绝，其中多数为前来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的家人及其工作人员。

我们踏入位于北面的入口，循着路线穿行，最终从面向东方的南门走出。这家小卖部的规模虽不宽敞，但商品种类丰富，包括各式手表、各种布料、丝绸、棉布以及针织的上衣和裤子。尤其是针织背心和短裤，数量颇多，顾客可以随意选购，且无需布票。那次，我们并未购买任何物品，仅仅是闲逛一番，看看都有哪些商品。

待毛主席下午在锦江饭店南楼开完会后,就近在南楼一间房内坐在藤椅上抽烟休息。我见主席休息,就进去了。我对主席说:“主席,这里有一件怪事。”主席问:“哦？是何事？”我随即向他汇报了楼下小卖部不收布票的异常情况。

主席严肃地问:“你买了吗?”我说:“没有买,我和侯科长(侯波)、小舒(舒世俊)只是进去看看。”主席又问:“你们为什么没买呢?”我说:“怕违反纪律,您会批评的。”主席点点头说:“你们做得对。”然后说:“你去把xxx请来!”

这位负责同志很快来到主席面前。主席问他:“你知 道下面有个小卖部吗?”这位同志说：“是有,有。”主席又问:“对开会的人优待,买布衣不收布票,是这样吗?”这位同志答:“听说是这样。”主席严肃地说:“为什么不制止?为什么不报告,你还不如一个娃娃呢!难道中央会议就可以特殊吗?中央制定的政策,为什么中央会议带头不执行?”这位负责同志赶忙说:“我会立刻让他们改正。”主席命令：“立即关闭，暂停营业！等到和普通店铺一样规范了，才能重新开业。”

锦江小卖部竟真的歇业了。然而，没过多久，它又重新敞开了大门。不过，店内商品的售价与大街上并无二致，布票的收取也一如既往。

（二）毛主席赠谢静宜夫妇打油诗。

1960年1月，毛主席赴广州，此行旨在研读苏联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时审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稿件。

在旅途中，主席驻足于专列的车窗前，凝望窗外风光。当列车驶入湖南与广东北部交界之地时，他目光所及，铁路边的一条河流上，一叶小舟正飞速划过。主席不禁感慨地对我说：“在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我曾乘坐过这样的小舟，自湖南前往广州。那时的河流并不宽阔，流速迅猛，河水猛烈地拍打着河岸的岩石，小舟穿梭般地飞驰而下，那情景真是惊险万分！”

继而，那位长者欣然拿起车内办公桌上的铅笔与纸张，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气呵成，赠予了我。他赞道：“苏东坡此词，堪称妙笔生花。”主席叮嘱我要悉心研习。他强调：“宋词与唐诗，你都应广泛涉猎。”我回应说已携带《唐诗三百首》在身。他点头道：“如此甚好。”

我取出《唐诗三百首》，恳请主席圈定要点。主席指示：“请先整体阅读全书三次，之后我再来为你标注。”说罢，他随手拿起我手中的《唐诗三百首》，细细品读了数篇，边阅读边用笔进行圈点。

在主席身边，众多同志都对诗词情有独钟。1961年，田家英等几位文士聚首一堂，畅谈诗词之际，便为众人吟诵了一首颇具趣味的小诗。诗中讲述了一对恋人因文化水平有限，书信往来颇为不易，于是他们约定，以画圈的方式表达彼此的思念之情。

我想传达的意境是：“欲执笔写信，却苦于不识文字，只得画圈以代。单圈代表我，双圈象征你。圆形代表团聚，半圆形暗示离别，而那无尽的话语，便似一圈又一圈，流转不息。”此打油诗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1965年，谢静宜随毛主席南巡。

后来,我把这首诗背给了主席听,主席大笑,并说他看到过。主席笑后，诗兴即起,拿起笔也写了一个《一半儿》赠给我和我丈夫。大意是:“闺中少女不知情,一觉睡到大天明,自从有了同窗婿, 一半儿朦胧,一半儿醒。”

主席说：“给你和小苏（苏延勋）吧”主席微笑着为我阐明了缘由。鉴于我与丈夫自幼便是青梅竹马，一同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且共同从事机要工作，这才有了那首《一半儿》。

谈及主席的《一半儿》一诗，背后亦有一则轶事。我曾目睹主席在用餐前先行服用安眠药，餐后则需间隔一段时间后再服，甚至听闻卫士需分三次递送安眠药，方能使他缓缓入睡。事后，我曾好奇地向主席提问：“主席，您服用安眠药却仍难以入眠，而我却常常感到睡眠不足，却从未服用过安眠药。”主席微笑着回答：“你还是个孩子呢，自然需要充足的睡眠。”这番对话便激发了主席创作出另一首《一半儿》。

（三）毛主席对李讷言道：“父亲年事已高，汝应全力以赴，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一切！”

1970年夏,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主席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前往江西一行，与李讷进行交流（彼时李讷正于江西中办‘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我因事务繁忙，无法亲自关照她，她切莫因自身父亲的身份而自满，以致忽视自我进步……”

稍作停顿，主席向我提及了李讷希望前往农村插队的事宜。他解释道：“目前，她正于江西进贤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那是我建议她去的。我曾对她言明，不应继续留任解放军报社，而是应下放到江西进贤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她作为一个孩子，对办报之事又能了解多少呢？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愉快地前往。至今已有一年半之久，她表示在‘五七’干校主要接触的是干部，锻炼成效有限，因此她提出希望去农村插队，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亦赞同她的想法。”

主席沉思片刻，随后缓缓说道：“去瞧瞧哪里适宜，与她商议一番，协助她挑选一个地点。你带着李讷一同前往，实地考察一番。地点确定之后，再让她搬迁过去。”言毕，主席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你们应当向江西人民学习，汲取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秀传统，珍视江西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株草木。”

临行之际，主席亲笔致信李讷，信件交至我手中。阅读过后，我深受触动。其中一句尤其令我难以忘怀：“李讷儿，父亲年事已高，望你全力以赴，为人民服务。”

阅毕，我将信件轻轻收入信封。正当护士长吴旭君准备封口之际，主席轻轻一挥手，说道：“不，不必封口，就这样留着。”我立刻领悟了其意，这是要李讷知晓她父亲对我的托付。果不其然，李讷或许也领会了信件未封的深意，她与我开着玩笑道：“你可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在江西省委相关同志的协助下，李讷随后前往江西的一个农村开始了她的插队生活。

近日听闻李讷身患疾病，我受主席所托，再次踏上了前往江西的征程，去探望她。那时，她正与农民们一同在田地里辛勤砍伐甘蔗。我亲自到河中为她挑来一担清水。河水平浅而浑浊，我需用葫芦瓢一勺勺舀水倒入水桶。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生活无疑是艰辛的。然而，李讷的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除了参与劳动，她还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尽管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时常发烧不退，但她从未向人提及返回北京的要求。

归国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李讷的健康状况。主席宽慰地说：“她并无大碍，平日里也时有发热。每当面临考试，她便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考试结束后，她便会发热，经历一场大病，实则无足轻重。”

我目睹主席对女儿的要求如此严格，便忍不住说道：“主席，李讷身体尚有不适，是否可以让她返回北京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工作岗位？”

“绝不能让她返回北京。难道江西的人民生病，都必须涌向北京寻求救治吗？她在乡村，就应该在乡村接受治疗；若乡村治疗无效，则转至县里；县里若仍无效，再前往省里治疗，无需返回北京。”

（2005年谢静宜、李讷合影）

在李讷面临婚姻抉择时，主席尊重她的个人选择。然而，在相对封闭的干校或农村环境中，寻找合适的伴侣并非易事。在我即将离开之际，我随意提及：“李子，年纪渐长，你对婚姻有何打算？”她回答尚未考虑。她对此事并不急于求成，也不希望母亲过多插手，而是期望听取父亲的建议。

返京后，我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指示我转告李讷：“关于她的婚姻大事，父母亲无需过多干预，一切由她自行决定。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党员与否，只要她本人愿意，皆可接受。即便不是党员，也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理想。事实上，即便非党员，同样肩负着革命的责任。至于年龄，无论是比她年长还是年轻，只要双方彼此同意，便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