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好多在海外生活的爱国华侨，都毫不犹豫地掏钱。他们用各种途径，为抗战募捐凑钱，一心想着给祖国出份力。

1939年，华侨的捐款数额就高达12.7亿元。

当年国民政府军费总开支大概18亿元。单华侨捐款这一项，就能抵上国民政府三分之二的军费。

在众多爱国华侨里，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特别值得说一说。

陈嘉庚先生祖籍河南固始，出生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这里如今是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陈嘉庚先生的父亲在新加坡开米店，所以他年少时就早早接触商业，还常往来于南洋地区。

基于这个基础，他形成了敏锐的商业意识。

1904年，30岁的陈嘉庚先生开了家叫“新利川”的罐头厂。打这以后，他发展得特别快，就像突然开窍了一般，最后在南洋站稳脚跟、成功发家。

陈嘉庚先生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是个爱国意识极强的人。

1910 年，陈嘉庚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当年，陈嘉庚先生以个人名义给福建财政捐了二十多万，还另外筹集 5 万元资助孙中山先生。

陈嘉庚先生不光在别处发展事业，还把它带回了老家。1912 年，他和夫人回到福建。这一年，他在厦门办起了罐头厂，同时，集美学校也在这一年创办起来。

此外，1919年，陈嘉庚先生创立了厦门大学。

陈嘉庚先生对祖国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要是没有他的支持和主持，就不会有如今集美、厦大这些知名院校。

嘉庚先生讲过，要是教育搞不好，实业就发展不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艰难。

抗战爆发以后，陈家庚先生把自己的钱财都拿出来支援祖国。

1937年后，陈嘉庚先生先后组建“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与“南侨会”等机构，还亲自出任会长。

经他号召，还四处奔走，多次筹到款项，这些钱都拿去支援祖国的抗日事业了。

陈嘉庚先生和许多华侨，不光在钱财上支持祖国，立场也特别坚定。他们给汪伪政府发了电报，公开反对汪伪政府和日本进行和谈。

总之，陈家庚先生是个爱国情怀浓厚的实业家。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抗战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支持与贡献。

然而在当时，陈嘉庚先生筹得的款项，大多经由各种途径交到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手中。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陈嘉庚先生长期在海外生活，对国内实际状况了解得不多。另一方面，蒋介石刻意进行不实宣传，使得我党的海外知名度不高，还被恶意抹黑。

那段时间，陈嘉庚先生仅从报纸宣传中了解我党和我军。相比之下，他那时对国民政府寄予厚望。

然而，1940年他回国这一趟，彻底改变了他之前的看法。

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一直为祖国抗战到处奔波。那时，他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的身份，决定回国慰问为抗战付出的军民，顺便考察抗战情形。

毕竟身为心系祖国的华侨，自然希望了解祖国人民在抗战期间取得了哪些成果。

陈嘉庚先生怀着这个念头，在当年3月中旬启程。一路上几经周折，到3月25日，终于抵达重庆。

之前咱们提到过，华侨的捐款，在国民政府的军费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当中，陈嘉庚先生功劳极大。所以说，把陈嘉庚先生称作国民政府的“财神爷”，一点儿也不过分。

因此，面对这位“财神爷”，蒋介石可不敢有丝毫懈怠，毕竟他还指望包括陈嘉庚先生在内的华侨继续给予支持呢。

所以，蒋介石打算用特别高的规格来接待陈嘉庚先生这一行人。

蒋介石生怕接待不周，显得怠慢，那可是费尽了心思。他不仅派了一千多人的代表团在机场迎接，对陈嘉庚先生后续行程的安排，也细致到了极点。

倒也没有那种特别隆重的迎接仪式，不过接下来安排的行程，让陈家庚先生心里不太舒服。

为啥呢？原因挺简单。他到重庆后，几乎一直在参加各类宴会，有时一天甚至能参加两场。

宴会那叫一个频繁，而且不管是饭菜还是场地，一场比一场奢华。有一回，宴会居然直接办在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会所里。

陈嘉庚先生知道那个富丽堂皇的会所竟是孔祥熙的个人产业时，他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也着实吃了一惊。

嘉庚先生为啥会惊讶呢？倒不是这会所有多奢华。毕竟在当时，他也算见过大场面，比这更富丽堂皇的地儿，他也见过。

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国民政府竟然拼命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还毫无顾忌地把这些钱装进自己腰包。

陈嘉庚先生在重庆时，看到国民党各级要员生活极度腐化奢侈，还亲眼目睹了许多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的事。

像那种欺骗上级、糊弄下级，对民众不利的错误政策举措，到处都能看到。

这些事，把陈嘉庚先生气得不轻，除了愤怒，他还失望透顶。当时他就直言：“国民党中央那些身居要职的委员，个个贪污腐败、生活奢靡，哪能成为拯救中国的人？照这样下去，国家前途可就危险了。”

陈嘉庚失望到了极点，本打算直接结束行程。然而，延安发来一份邀请，这使他临时改变了想法。

大家都知道，抗战爆发之后，因为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我们党在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得相对没那么好。

我党早就知晓陈嘉庚先生一行人回国考察慰问这件事。中央觉得，要是能邀请嘉庚先生到延安考察，这会是我党与海外侨胞接触、增进了解的好契机。

所以，那时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人，收到中央指示，要他们想法子邀请陈嘉庚先生一行人到延安来。

当然，要请陈嘉庚先生到延安来，可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成的，中间得做不少工作。

在这情形下，董林叶等三人直接登门去找陈嘉庚先生，邀请他出席中共驻重庆举办的欢迎茶话会。

在茶话会上，叶剑英给陈嘉庚先生当“解说员”，把我党的情况仔仔细细讲给他听。陈嘉庚先生有各种疑问，叶剑英都耐心地一一作答。

陈嘉庚先生对我党有了些初步认识后，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先去延安实地瞧瞧。

实际上，那时他对我党只是有了点初步认识。毕竟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光听叶剑英讲了一番话，陈嘉庚先生还没真正对我党满怀信心。

他去延安，其实心里想着碰碰运气。在他看来，情况再糟，也不至于比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还差。

先不提陈嘉庚先生那时心里咋想的。他决定去延安后，毛主席极为重视。毛主席亲自从延安发了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先生。

按说，陈嘉庚先生想去延安，毛主席又发出了邀请，他直接去就好。然而，却有个人出来阻拦。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一听说陈嘉庚先生打算去延安，顿时大惊失色，脑袋里第一个念头就是，绝不能让陈嘉庚先生去成。

当时，蒋介石把阻止陈嘉庚先生前往延安，当作了最重要的事。

蒋介石想尽办法阻拦陈嘉庚先生。可他越阻拦，陈嘉庚先生就越好奇。后来，经过共产党多番努力，陈嘉庚先生一行人突破了重重阻碍，于当年5月31日抵达延安。

陈嘉庚先生怎么也没料到，此次来到延安，毛主席竟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到了延安，也有不少军民排着队迎接。但和国民政府安排的迎接场面比起来，延安军民的迎接显得挺“寒酸”。

众人穿的衣服都很朴素、干净，有些人衣服上还有补丁。但让陈嘉庚先生没想到的是，每个人眼中都满是光芒。

那是一种光，透着坚定和自信。不管是老人，还是少年，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光。

这场景，可把陈嘉庚先生惊到了。要晓得，过去这几十年，祖国百姓一直遭受战火折磨，为了活命到处奔忙，哪还有啥精神头？

陈嘉庚先生在重庆也见过普通老百姓，可延安的民众，带给他的却是充满希望的感受。

这可跟之前不一样，陈嘉庚先生因此对后续行程满心期待。

欢迎仪式一结束，陈嘉庚先生就在一个破破旧旧的窑洞里，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穿着十分朴素，可那股热情劲儿，一点都藏不住。

两人简单客套了几句，很快就聊开了。

然而，陈嘉庚先生和毛主席交谈时，对窑洞内的布置格外感兴趣。他仔细观察后发现，窑洞里仅有一张破旧桌子，还有十几把同样破旧的椅子，一看便知这些桌椅都有些年头了。

经过一番打听，他才晓得，眼前这个看着颇为简陋的窑洞，竟是毛主席的办公室。

陈嘉庚先生从重庆过来，这个发现让他大为震惊。在重庆，他见惯了国民政府官员的豪宅，随便一个国民政府高官，都比毛主席阔气得多。

身为党的领袖，办公地点竟如此简陋。

陈嘉庚先生因此大为震撼。紧接着，在欢迎宴会上，毛主席的表现又让陈嘉庚先生惊讶到了极致。

傍晚时分，毛主席说，他要亲自请陈嘉庚先生来吃饭。

陈嘉庚先生一听到“宴会”二字，心里就没来由地一阵反感。为啥呢？因为之前他去重庆的时候，亲眼见到国民政府举办的宴会，那场面，奢华得不得了。

他心里就犯嘀咕，都说共产党穷，咋还有钱办宴会呢？眼前这场景，莫不是他们故意布置的？

要是共产党仅仅是搞些表面功夫，那这次来延安就毫无意义了。

当晚，心中带着疑问的陈嘉庚先生，参加了毛主席专门为他组织的宴会。就在这场宴会上，陈嘉庚先生所有的疑虑都被一扫而空。

当晚，毛主席设宴款待陈嘉庚先生。

虽说叫宴会，可菜却特别简单，总共就俩菜，一荤一素。素菜是白菜，荤菜呢，就一大碗鸡汤。

除此之外，桌上还放着一碗辣子，主食吃的是咸饭。

入席前，毛主席略带歉意地跟陈嘉庚先生讲：“我没钱买鸡肉。这鸡汤和鸡肉啊，是隔壁老大娘知道我有远方客人来，特意送来给我的。”

陈嘉庚先生在重庆参加宴会时，看到和吃到的都是山珍海味。可毛主席招待他时，那场面和食物，跟重庆的相比，真称得上是“寒酸透顶” 。

然而，这顿看似颇为“寒酸”的饭菜，却是陈嘉庚先生回国之后，吃得最舒心、最开心的一顿。

嘉庚先生在回忆录里，特别说起毛主席那次招待他的事儿，还讲了不少当天宴会的细节。

只摆了一桌宴席，地点就在门外露天处。把一张旧圆桌放在方桌上，这圆桌破旧不光溜，就拿四张纸盖上权当桌布。可风一吹，纸就没法用了。---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从他回忆的内容能想到，这场所谓“宴会”，其实跟农村普通人吃饭的情形没啥两样。不管是环境还是饭菜，和嘉庚先生在重庆参加的宴会相比，那差距简直太大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然而这顿饭，陈嘉庚先生吃得那叫一个香。

当年6月1日晚上，陈嘉庚先生来到延安中央礼堂，参加了“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晚会现场，陈嘉庚先生注意到，这里竟没有一张沙发，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木板。

来参会的人，不像国民党那边等级分明，大家都很随意，随地就坐。陈嘉庚先生被这氛围感染，也自在地坐到了毛主席身旁。

过了没几天，在一场座谈会上，一个细微的场景，又一次强烈地冲击了陈嘉庚先生。

那会儿开座谈会，来的人特别多，窑洞都快坐满了。会议刚开始没多久，有个八路军战士迟到了。他进了屋，左看右看找不到地方坐，转了一圈后，发现毛主席坐的板凳上还有点空儿。

这名战士开心极了，啥也没说，一屁股就坐下了。毛主席见状，只看了他一眼，接着习惯性地把身子挪了挪，给战士腾出更大空间。

这一幕，全被陈嘉庚先生看在眼里。就在这一刻，陈嘉庚先生心想，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

延安这一趟，给陈嘉庚先生带来了巨大触动。

他在回忆录里讲，自己在延安见到的情景，跟重庆截然不同。延安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在为革命出一份力。

嘉庚先生在延安的种种见闻，令他兴奋不已，更多的是感到欣慰。他说，自己那时在延安的感受，就像是拨开云雾，看见了青天。

到这时，陈嘉庚先生改变了之前对我党的片面看法。当初从重庆回来后，他还担心“找不到能救国的人”，而此刻他终于清楚，“真正能救国的，是一直被抹黑的共产党。”

在即将出发前，陈嘉庚先生向毛主席问了个问题。

他到延安后，心里就一直有个疑问。当时周总理接待陈嘉庚先生，跟他讲，延安有10万左右的军队。

可在延安待了几天，陈嘉庚先生没瞧见多少部队，心里满是疑惑。

他向毛主席问了这个问题。毛主席面带微笑，回答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所有战士都得一边搞战备，一边干活。这么做，就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陈嘉庚先生从这个回答得知，世上竟真有不靠百姓供养，能自给自足的军队。

那便是由毛主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940年6月8日，陈嘉庚先生离开了延安。此后，他受邀请参加了好些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哪怕面临重重阻挠和威胁，陈嘉庚先生也毫不退缩，将自己在延安的亲身见闻，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他回到南洋后还是这样。即便国民党对他进行威胁，他也毫不退缩，执意要将真相公之于全世界。

1940年12月21日，在吉隆坡华侨会议上，他说：“拯救中国的人早就出现了，而且已经做成不少大事。”

此后，嘉庚先生有了新的认识，他通过自身言行，影响了好多爱国华侨。从那时候起，嘉庚先生运用各类方式，为支持我党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这时毛主席专门给陈嘉庚先生写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八个字，以此表达对他的认可。

陈嘉庚先生在自家会客厅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在南洋华侨当中，这是头一回公开悬挂毛主席画像。

从这里能看出来，嘉庚先生十分敬重毛主席。

1949年5月，毛主席又一次邀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一起为新中国成立想办法、出主意。

当年5月，陈嘉庚先生回国。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他当选为常务委员。10月1日，嘉庚先生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典礼。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会儿，嘉庚先生心里想必满是欣慰。

嘉庚先生此后仍未停下为祖国奉献的脚步。他不仅掏钱，还亲自操办集美、厦大的扩建。1950年，他又拿出50万人民币，用来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嘉庚先生回国定居后，就一门心思扑在助力祖国建设上，为国家发展倾尽全力。

1961年，87岁的陈嘉庚先生因病去世。

抗战那时候，不只是陈嘉庚先生，还有好多跟他一样的爱国华侨，都在出力援助祖国。

他们这么做，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骨子里就有的家国观念。

陈嘉庚先生先是去了南京，后来又到延安。这一路上，他的所见所闻，就像在漆黑一片中看到了一束亮光，让他对中华民族又燃起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