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如果要评选出最具有多重面貌的人物，鲍里斯·叶利钦无疑是难以绕开的存在。对于中国而言，他的影响尤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极为特殊的外部推动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苏两国长时间陷入冷淡和敌对局面。中苏分裂不仅造成双方关系紧张，还为亚欧大陆局势带来了长期的不稳定因素。时至80年代末，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才稍见缓和。两国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其实发生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建立之后，正是在叶利钦领导下，这一切悄然生变。

1991年叶利钦成为俄罗斯首任总统时，国家正经历剧烈动荡。面对四面楚歌的地缘环境，叶利钦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外政策。与中国的接近，既有现实压力使然，也包含一番政治盘算。当时的俄罗斯国家边界已大幅度缩退，战略纵深所剩无几；而中国正处于因西方压力而孤立的关键阶段。彼此间在利益上殊途同归，这为双方开启新型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数十年间的仇怨并无法轻易消弭。对于中国来说，对俄罗斯的善意始终心存谨慎。即便如此，叶利钦当机立断，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以示诚意。俄罗斯最先着力之处是消除安全隐忧。众所周知，苏联曾多次对中国释放核威胁，核武是双方最敏感的问题。叶利钦上台后不久，便打破常规，意在释疑。1994年国内局势初定，他及时促成中俄联合发表声明，明确相互不将核武器对准对方。自那时起，两国开始以平等、互利为基石，正式建立起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全新关系。

同年，中俄还解决了多时未决的边界遗留问题。在叶利钦的推动下，双方签署协议，部分原由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土地归还中国。1998年，双方又进一步细化边界，相关协议的签署彻底扫清了法理上的障碍。今天，两国边界已无争议，这在中俄交往史上堪称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俄关系稳步升级的背景下，双边贸易也呈现爆发式增长，军工领域尤其突出。1993年，中俄两国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俄罗斯先进武器和技术陆续出口中国。这为中国军工体系的持续现代化提供了关键外援，即使在中美关系波动时期，相关合作也未受影响。

但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的形象，则远较中国复杂甚至带有强烈争议色彩。1991年政变期间，他以卓绝的政治表演一度挽救个人命运，把握了历史主动权；但两年后却又动用武力镇压反对派议会，权力格局自此趋于个人集中。讽刺的是，这位“终结苏联”的英雄，并没有实质地改善国家困局。腐败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社会公平与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滑。

在苏联晚期，官商利用体制漏洞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海外，叶利钦时代，这一现象变本加厉。仅1992至1993年，因腐败流失的工业原材料总值就达数百亿美元。财富迅速向少数“寡头”集中，以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商界新贵就是在叶利钦治下，通过权力网络低价掌控国家命脉资源。这一时期，叶利钦家族被质疑参与资产转移和享乐生活的报道屡见报端，虽多未获正式承认，却反映了权贵勾结的整体氛围。

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注入了空前的市场元素，但其恶果也随即显现。采纳西方顾问建议推行“休克疗法”，事实上给本就脆弱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当政府放弃价格管制与宏观调控后，物价飞涨，商人投机猖獗，最终大批产业停摆、失业潮爆发，社会矛盾激化。短暂的繁荣之后，普通民众财富被迅速吞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只有少数精英能够携带不义之财移居海外。

不可否认，后来包括曾力主休克疗法的经济学者在内，也纷纷承认这一路径未能适应俄罗斯的实际国情。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转向完全自由市场，结果是新旧交替间无序和混乱。叶利钦采取这样的改革策略，背后既有对西方贷款与援助的渴望，也存在防范左翼势力上台的策略考虑。现实是西方的承诺往往流于空洞，而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却被牺牲在动荡的改革洪流之中。叶利钦无奈成为历史潮流中的推手但亦是“买办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注脚。

时至今日，俄国经济逐步自力更生，再次证明一味依赖外部力量并非长久之计。当年叶利钦所经历的困境与选择，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