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光谱似乎在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一边是右翼力量的制度变得疲软，另一边则是保守主义言论在公共空间里的失控局面。石破茂如果成为首相，可能不算是逆流而上，而更像是在努力修正一些偏差。
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初的一场风波，因为“新潮社”刊载的右翼专栏文章引发，反而成为观察这一变化另一面的镜子。
这件事起因于《週刊新潮》7月31号的高山正之专栏“変見自在”，期间不仅批评了支持参政党的媒体人山本恵里伽，还特别点名演员水原希子和作家深沢潮，称他们为“日本人を装って日本を貶める外人”，意思就是伪装成日本人却在贬低日本的外国人。
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作“創氏改名（日本在二战末期强制朝鲜半岛人改姓日本名）2.0”，引起了不少人的激烈反响。
深沢潮立刻举行新闻发布会表达抗议，得到了立宪、共产、社民、れいわ等多个党派的议员，以及文化和学术界广泛的支持。
新潮社在收到正式抗议之前就已经发布了道歉声明，说明他们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有了清楚的认识。不过，这次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早就不止是个人攻击或者编辑流程出了差错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日本出版界和舆论环境逐渐变得更加右翼、带有种族偏见以及变得不理性的一种集中体现。
对自由派来说，这不仅仅是文化圈里的一次冲击，更被视作“钟摆向左”重新积聚力量的一个重要契机。
日本的媒体体系和政党系统曾经紧密相连。在战后建立的体制中，新闻机构一开始是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后来逐渐向市场化转变，但依然承担着“宪政和和平”叙事的职责。
在安倍时期，带有“历史修正主义”色彩的右翼媒体开始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从《产经新闻》到《Will》，再到《文春》和《新潮》，它们的议题逐渐向保守立场倾斜，话语体系也逐步偏向于强调传统价值和国家主义。
尽管到安倍之后，媒体的右翼倾向仍在延续，但其最初的政治基础基本上已经崩塌。这让一些媒体开始对那些“参政党”之类“右派伪民粹”的极端势力保持警觉。而“深沢事件”也成为一个标志，显示出这种右翼话语出现了自相矛盾和结构破裂，逐渐走向边缘化的迹象。
在这个过程中，岸田政府虽然自比为“自由主义者”，但在对外政策上却表现出极力迎合美国的态度，特别是在历史叙述、国家安全以及台湾问题上，压缩了国内自由派的活动空间。
石破茂接任后，内政方面的态度还没有非常明确，但他在战后80年纪念活动中强调“继承历代谈话”和“反对让战争责任变得模糊”的立场，普遍被认为是向“宪政和平主义”摇旗呐喊的信号。
需要关注的是，石破没有选择在8月15日“终战日”发表声明，而是可能会安排在8月底或9月初发布“战后80年首相声明”。这反映出他试图避免国内舆论极端化带来的激烈争执，同时也希望在维护国家尊严、文化传承和国际信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目前，自民党内的右派虽然仍有一定的发言空间，但基本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声现象。保守派的在野党保守党在选举中表现得像“把废物变成干柴”，一些议员竟然提出像“拥核便宜”这样逻辑不清、认知扭曲、违反伦理的口号，却依然得到支持，也从侧面暴露出，保守政治正逐渐被情绪化、非理性以及逆常识的思潮所左右。
就算还没有在制度层面形成主导力量，它已经成为社会传播体系中的干扰因素，像噪声一样干扰着正常的信息流。
所以，当新潮社事件引发整个文化圈的强烈反应、以及深沢潮在记者会中直言“出版社居然无法保障作家安全”时，一股不满右翼言论渗透、重新追寻秩序正义和多元共识的“中间派力量”就此开始行动起来。
有人说日本已经“左转”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长期持续了十几年、逐渐形成的“右倾”趋势，经过不断堆积，制度上的惰性和社会的疲惫感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
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价值”？“宪政和平”到底是否还能和“表面上的保守”划上等号呢？
对于右翼倾向与否，我们不能轻易给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倍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之一。
他采用了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制度化的方法，激发了一种“失落的荣光”愿景，但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国家治理体系。
在他去世之后，日本的右翼叙事出现了分裂：一些神道保守派（比如参政党）向民粹倾斜，而自由派“伪保守”如岸田一派逐渐失去话语权，石破代表的现实主义派则显得更加孤立且稳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势似乎真的开始有所变化。文化圈已经率先意识到这个趋势，而政党体系中左翼还没有形成统一战线，至于中间派和右翼的一些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摆脱了极端言论的束缚，开始走向理性。
这并不代表一次“左派的胜利”，也不会是“保守派的复辟”，而是一种“以恢复和平秩序为基础的现实主义重新回归”。
经过战争结束80年，日本终于走出了依靠“战后遗产”来解释自身状况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无法再用旧有借口自我辩护的新时期。
如果石破能够应对孤独，也许他能暂时扮演这一现实主义转变的先锋角色。只是，他的机会有限，公众的态度也不够宽厚，制度还不完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迈出的一小步，可能成为日本政治告别空转与极端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