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是清朝最重要的地方官员之一，但对这个职位，有人趋之若鹜，而有人则避之不及。
两江总督负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财政和物资，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同时，他还负责南洋的贸易，是东南地区对外事务的领导者。在洋务运动时期，湘系和淮系分别在江南和直隶地区共同维持局势。甲午战争失败后，淮系势力衰退。庚子变乱中，李鸿章回到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与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刘坤一遥相呼应，旧日的景象重现。但随着李鸿章和刘坤一相继去世，湘系和淮系最终还是衰落了。在清廷和列强的支持下，袁世凯顺利接过了北洋的权力，而南方则陷入了混乱。
张之洞并不想去当两江总督。刚听说刘坤一去世的消息，他就赶紧给姐姐的丈夫、军机大臣鹿传霖发了电报，请鹿传霖向荣禄、慈禧等人说说情，千万别让自己去南方。不过，为了稳住东南的局势，朝廷最后还是让他去了。
江苏的官场震动很大，大家都担心张之洞推行新政会把江南的资源都用光。湘系势力更是强烈反对。两个月后，张之洞狼狈离职，湘人魏光焘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为江督。
不过，湘系还没高兴多久，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魏光焘。来源：网络
张之洞担任两江总督时，曾让手下郑孝胥去管理江南制造局，要求他节约开支，并打算在内地建一个新工厂。后来张之洞离职后，他极力劝说魏光焘不要被谣言迷惑，坚决不要扩建原有的枪械厂。
江南制造局内迁的提议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军工厂的建立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主要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创办的，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受清朝的集中控制，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不过，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容易受到战火的威胁，不利于国家安全。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人多次提出将军工厂内迁，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
1904年，张之洞和魏光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联合上书，建议在江西萍乡湘东镇建厂。这个建议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将工厂设在内地，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仍然由两江总督管理，体现了对地方意见的尊重；并且可以利用湖北汉治萍公司的钢铁和煤炭资源，促进了湖北新政的发展。
然而，练兵处刚成立不久就指出，这个计划不仅花费太大，选址还过于偏远，交通不便。不久之后，清政府下令，由铁良亲自南下，详细考察江南制造局是否应该搬迁，地点是否合适，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各种武器制造设施。
考察江南制造局其实是清廷的借口，铁良南下另有目的。
那时，国家把训练士兵放在首位，而训练士兵又需要先解决军饷问题。为此，政府新成立了财政处和练兵处来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然而，为了应对巨额赔偿，朝廷允许各地自行筹集资金，结果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尽管练兵处在军事改革上拥有主导权，但它的影响力无法扩展到东南地区。
练兵处刚成立不久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年要从各省收取996万两银子作为军费，这引起了多个省份的强烈反对。张之洞在给江苏巡抚端方的秘密电报中提到：“练兵处要从各省收九百六十万两银子，这简直是让人无法接受，很多人都不同意。”端方也非常不满：“现在全国的商民都已经很疲惫了，人心也开始动摇，赔款都难以长期维持，怎么还能增加这种负担？”各地的官员纷纷给军机处发电报，表示地方财政已经非常困难，无法再拿出钱来支持练兵，“请求另外想办法解决”。
清朝政府多次秘密指示地方官员，说日本和俄国在东北打仗，京城附近如果没有几支精兵，很难保证安全。他们还强调，训练军队和筹集军费刻不容缓，无论如何都要优先考虑，希望各地官员能够团结一致，帮助朝廷。语气里既有威胁，也有恳求，还有几分委屈。但是，各省对中央的筹款要求还是敷衍了事。其中，魏光焘的态度最不配合，他只从富饶的江南地区筹集了21万两白银供军队训练使用。他认为新军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坚持保留湘勇旧制，并派亲信回湖南招募湘军，这显然与北洋新军的做法不同，直接让练兵处很没面子。湘系的不合作让中央集权成了空谈。难怪清廷听说江南制造局要迁移，就急着派铁良去南方视察了。
铁良。图源：网络
铁良，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他从小就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尤其在治赋和治军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晋升，最终官至兵部左侍郎和练兵处襄办。辜鸿铭曾称赞他为“精神的独眼巨人”，称他是“真正的力量”，是一种公正的力量。美国驻南京副领事认为他是一位能干、头脑清晰、聪明敏锐、性格果断的官员。派他南下，显示了清廷筹饷练兵、加强中央集权的决心。
在北京出发前，铁良和徐世昌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夜交谈。离开后，他先去了天津，与袁世凯讨论了一些事情，然后乘船南下。这表明，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利益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
自从张之洞听说铁良南下的消息，他就知道朝廷的真正意图。在铁良离开北京六天后，他迅速联系了新任户部尚书赵尔巽，询问铁良南下筹款的具体数目。过了几天，他又提醒魏光焘：“总之，不筹集大量资金，很难解决问题。”张之洞的策略是先准备好一笔钱，避免和铁良过多周旋。他总共筹集了58万两白银，打算用来应对朝廷的要求。
魏光焘面对危机，迅速采取行动，解散了江楚编译局、官书局、江南派办处和金陵马路工程局，以此来节约开支。他还指示江宁、苏州、安徽、江西等地的官员们做好准备，伪造账目，填补财务缺口。然而，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早已悄然降临。就在铁良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掌管江西道的监察御史周树模突然上书，严厉指责魏光焘。
周树模认为，魏光焘在任期间表现平庸，大小事务都交给幕僚处理，导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实在不配担任江督一职。他言辞激烈，非要把魏光焘扳倒不可。随后，与袁世凯关系较好的军机大臣奕劻入宫值班，处理事务。最终，清廷决定让魏光焘和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互换职位。
李兴锐也是湖南人，当时已接近八十岁，显得十分苍老。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去世了。后来，两江总督的职位由山东巡抚周馥接任。魏光焘的离职，意味着湘军在江南统治四十余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这也打破了南北势力的平衡，使正在崛起的北洋集团有机会扩大其在东南各省的影响。
周馥一上任，就和袁世凯商量好了，决定把南洋海军和北洋海军合并，由一位将军统一指挥。他向朝廷提议让北洋海军的将领叶祖珪来带领南洋海军，负责管理南洋的所有军舰，选拔和任命驾驶和维修军舰的官员，训练新兵和水手等事务。此外，叶祖珪还有权替换表现不佳的官员，并可以调用北洋的军官。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南洋海军交给了北洋海军来统一指挥。
湘军的旧部，有的被裁减，有的被重新编组。江南原本有七十大营的陆军，共有三万八千多名士兵。周馥上任后，改变了过去“湘军占九成，淮军占一成”的旧制，陆续裁减了一万多士兵，并按照北洋的模式新编了一万多士兵。同时，周馥还革职了一批官员，并从北洋地区调入了许多新人，给予重用。
周馥为练兵处筹措经费，比魏光焘积极得多。1904年，魏光焘给练兵处送了85万两白银，而1905年，周馥送了161万两白银，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当时，江南流传一首《南京白字诗》，嘲笑周馥极力联络北洋，诗中说：“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
图片展示了周馥。来源：网络
1904年8月29日，铁良到上海，然后去江苏考察。12月9日离开南京，前往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五省考察。到1905年2月16日，他从郑州坐火车回到北京。这趟旅行花了将近半年时间，他到底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看把江南制造局搬到别处的问题，这可是朝廷让铁良南下的主要原因。
铁良多次进出制造局，并特意去了安徽湾沚和江西萍乡考察。回到北京后，他提交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奏折，指出上海位于“江海要冲”，吴淞口内外各国军舰时常聚集，安全形势严峻，因此建立新工厂迫在眉睫。
他给出了两种选择。
方案一是“整体规划策略”：在萍乡建立南厂，资金主要来自江南制造局每年节省下来的70万两银子，并得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支持；在直隶、河南或山西选择合适的地方建立北厂，资金则从南方八省的土地捐赠中拨出；湖北兵工厂作为中厂，将协助南厂和北厂解决不足之处。
第二种方案是“灵活对策”：在江北地区选择一个地理位置适中的地方建厂，把全部650万两的建厂资金都投入进去，迅速建立一个大型兵工厂，等将来条件允许后再考虑在南方和中部建设军事工厂。
这两种方法都是为了从南方各省筹集资金，支持北方工厂的运作。很明显，铁良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推动军工厂的发展，而是有更深的政治意图：改变地方势力过于强大的局面，重新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这道奏折一上来，很快就被政务处和练兵处讨论起来。期间，张之洞给铁良打电话，支持“统筹全局”的方法，反对“变通”的办法。他说：“如果暂时不办南厂，把资金转移到北厂，北厂只供北五省，恐怕还不够，怎么可能兼顾淮南？”形势逼迫，只能权衡利弊，取轻者。政务处和练兵处讨论后，为了平衡南方的利益，不再提“变通方法”，而是决定将江南制造局节余的70万两每年资金，划归北厂作为开办经费。
▲江南制造局的枪厂。图片来源：网络
接着，铁良筹集到了一笔不小的练兵资金。
他刚到上海，就对江南制造局发了几个文件，要求查清楚历年来的收支情况。然后，他就把那里库存的80万两白银都提走了。
在江苏，铁良检查账目时，发现了很多未上报的款项，总额高达600多万两。他一挥手，凡是能拿的都拿走了，其中包括从支应局提走了14万多两，从筹防局提走了36万多两，从厘捐局提走了11万多两，从江海关提走了约16万两，从铜圆局提走了约20万两，再从筹防局和铜圆局提走了5万两，总共提走了102万多两。
铁良查账后，无疑给南方的督抚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各省份不得不响应中央的筹款号召，以免遭受更多的搜刮。到了1905年4月，户部先后收到了各省上缴的练兵经费共600万两。
铁良还看上了地方的“土膏捐”。所谓的“土膏”其实就是鸦片。因为鸦片消费量很大，南方一些省份靠收土膏税赚了不少钱，这些钱用来练兵、赔款和搞新政。1904年12月，铁良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建议把原来由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共同管理的土膏税收归中央，并把这项政策推广到云南、江苏、广东、广西四省，统一叫作“统捐”。他还提议由户部派人统一征收。朝廷一看这个方案，马上意识到这能带来很大的财政收入，于是赶紧让财政处和户部赶紧处理，把土膏税的收入划拨给中央用于练兵。
地方自然不愿意。张之洞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商量土地税统捐的事时，极力强调这个办法的困难。他说：“查缉鸦片很困难，会扰民。前两年，朱道提出这个建议，我和其他官员商量了两个月，真的没有好办法。商人们和百姓都很怨恨，所以改为向土地征税，现在就是这个办法。”意思是中国向土地征税是为了应对鸦片查缉的困难，本来不是为了地方收税，希望朝廷多加考虑，不要把这个办法“制度化”。《申报》也评论说：“这个统捐是为了训练军队而设的，但这样一来，当局一定会希望收的税越多越好，从而增加训练军队的费用。谁知道，费用增加反而让国民变得更弱了？收的税越多，抽鸦片的人就越多，抽鸦片的人越多，人种就更弱了，人种更弱，军队的士气就越不振。岂不是土地税和训练军队正好是相反的吗？”
可是，中央坚决要收紧财权，减少地方的自主权，这已经是定局了，只是减少的程度还不好说。权衡之下，张之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湖北方面推荐一个督办土膏统捐的大臣，以此来保护地方的利益。他推荐的人是自己的学生，即将去贵州做巡抚的柯逢时。
柯逢时在地方事务上做了不少让步，尽力减少地方上需要上交的钱款。按照他的方法，在丰收年景可以收得白银两百万两。但这远未达到清廷的期望值。到了1906年，财政处和户部制定了非常高的税额，据美国学者魏尔特估计，清朝可以得到五千二百万两白银，其中三千一百万两会返回到各省。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之后，地方财政出现了大问题。后来，像盐税、铸币盈余等收入，也被中央以“统一管理”的名义收走了。
各地的督抚也不是毫无对策，他们纷纷抱怨，并联手制造声势，向朝廷施压。这导致清廷在1904年10月底连续发布了两条命令，一条指出“听说各地督抚为了处理地方重要事务，多方筹集资金，几乎耗尽了所有资源”，另一条命令铁良“立即回京复命”，停止审计工作。这表明，清廷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足够的力量来整顿地方，一旦筹集到资金，可以暂时应对局面，便收回了中央的权力触角。铁良南下，与其说是强硬行动，不如说是试探之举。
张之洞，图源：网络。
清廷发布召回谕旨后，铁良转而考察军事，督促各地新军统一制度。
铁良检查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军队，详细了解了营务、炮台、武器装备和军事学堂的情况。经过他的视察，他发现湖北的常备军表现最好，河南和南京的常备军也有一定的成绩，但苏州、安徽的后备军以及江南护军四旗和新湘五旗则显得非常松散。随后，朝廷发布了上谕，表扬了张之洞，并严厉批评了其他地方的督抚练兵不力，惩罚了一批军事官员。这其中也有安抚张之洞的意思。张之洞领会了朝廷的意图，向铁良表示感谢，并承诺会按照练兵处的规定训练新军。
敲山震虎之后，练兵处实际上在军事改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铁良南下本来是想重新恢复中央的权威，不过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袁世凯。练兵的钱大部分都被北洋六镇分走了。袁世凯的亲家周馥被调任两江总督，推行南北合一的政策，紧接着袁世凯的心腹刘永庆又得到了江北提督的职位，北洋的势力迅速扩大。
当然，朝廷不可能对北洋势力的增长视而不见。慈禧特意派铁良去南方，就是为了安插一个重要人物。此后，铁良展现了自己的才能，迅速成为政坛上的新星，很快被提拔为兵部尚书，还参与了枢机事务，获得了在西苑和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殊待遇。等东南各省安定下来，朝廷就会全力对付袁世凯了。
铁良南下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这些小麻烦的出现，说明了清末权力格局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发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新政策实施后，很多读书人感到不满，认为改革进展得太慢，希望能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日俄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大家对实行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张謇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图片来源于网络：张謇。
张謇在42岁时考中状元，但他的官职最高只到从五品，职位不算高。不过，他的名气早已响彻朝野，连很多高官都对他刮目相看。在甲午年间，他凭借自己的见识，甚至能影响到翁同龢这样的重臣做决定。当时，张謇坚决主张对日本开战，他认为：“日本是个小国，哪能抵挡天朝的军队？如果不狠狠打击，就不能彰显国威，也无法消除隐患。”到了1901年，张謇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变法平议》中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主张设立一个“议政院”，让更多的声音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
1903年，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对明治维新的成就十分惊叹。那年的除夕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和我们两江总督管的地方差不多大，要是和南洋比，还不到南洋的一半。日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大力发展实业和教育，就变成了一个强国，能和大国抗衡；而南洋呢，就像被关在缸里，缩手缩脚，什么都干不了。这并不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而是因为日本实行宪政，而清朝是专制，两种治国方式完全不同。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皇上，真是让人痛心和遗憾。”他认为，日本国土面积虽然小，但通过发展实业和教育，短短三十年就成了强国，而南洋却像被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困难。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实行专制统治，而日本实行宪政。这么重要的事，竟然没人告诉皇上。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让皇上明白立宪的重要性。
1904年，张謇翻译的《日本宪法》出版了。他有一个好朋友赵凤昌，曾经是张之洞的助手，帮忙印书。赵凤昌认识了一个叫赵小山的人，他在内务府工作。赵凤昌就给赵小山寄了12册《日本宪法》，赵小山把这些书带到了皇宫。张謇回忆说，慈禧太后看了这本书后，在见军机大臣时突然说：“日本有宪法，对国家很好。”军机大臣不懂宪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赶紧学习宪法，还找上了赵凤昌。
清朝末年，从高层到基层，官员们对西方学问都不太精通。许多奏章和章程，实际上是幕僚、名士甚至是逃亡海外的人写的。那时候，朝廷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法部和大理院经常争辩各自的权限，但又找不到好的理由。于是，他们就去找当时的重犯梁启超，请他来写公函。这种“你来我往”的场面很可笑，但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官员们已经开始缺乏自信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既不敢用旧的道理，又不能完全接受新的道理，常常感到迷茫。于是，有识之士便可以通过舆论，让在位的官员接受某种思路，进而影响朝廷的决策。
张謇的想法是，通过知名人士和助手，说服并串联几个省份的高级官员，让他们支持立宪。然后，再将这个想法上报给朝廷。于是，他亲自拜访了张之洞和魏光焘，希望他们能推动立宪，并为他起草了一份奏疏。张之洞虽然支持，但不敢单独上奏，要求必须与袁世凯达成一致。张謇只好硬着头皮，给多年未联系的袁世凯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日俄战争的胜负，实际上是立宪和专制之间的胜负。”期间，他听说南京正在讨论宪法，非常担心朝廷提前知道此事，引起怀疑，于是要求各报馆不要随意透露消息，以免影响大事。
后来，张謇去见了他的老师翁同龢，两人交谈了几次。这位老人虽然被贬回家，但非常支持立宪。他还接触了罗振玉和杨士琦，一个是岑春煊的教育顾问，另一个是袁世凯的心腹。
▲翁同龢。来源：网络
那时，张謇正在印刷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他多次询问赵凤昌这本书的印刷情况，还关心地问：“直隶和广东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可惜袁世凯态度犹豫，收到信后回复张謇说：“还需再等等，时机未到。”原本希望通过督抚传达的信息，就这样落空了。这时，铁良正从北方南下。
张謇在南京初次见到铁良，觉得他言谈清晰明快，不比陶斋（端方）逊色，而且更加沉稳。后来，张謇把《宪法义解》的印刷本送给他，并一同探讨宪法问题。两人因此成为朋友，从1905年到1906年间交往较为密切。
1905年，清朝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张謇认为自己在这次考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回忆说：“一开始，铁良、徐世昌等人对宪法也有过初步讨论。当端方入朝时，又反复提及此事。载振也帮了忙，太后这才有所觉悟，于是有了五大臣的出洋考察。”考虑到铁良是慈禧太后精心培养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对立宪的支持很可能会说服慈禧，从而开启宪政改革的大门。
张謇是一个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制造舆论是为了说服当权者；而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说服广大民众。
铁良南下时，一些读书人和留学生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他们用文字作为武器，批评铁良的南行意图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并警告说：“权力所在，便是怨恨之所集。”政府为了筹集资金训练军队，意图巩固中央权力，这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伤害。革命党人的报刊则把矛头指向满汉之间的矛盾，声称铁良南行是为了压制汉族人。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杂志中，有人批评说：“铁良搜刮财富的结果，已经夺去了汉族人一半的生命，而满人却只用来满足颐和园的老妓们的享乐。”把慈禧太后比作“老妓”，这样的言论真是大胆到极点。
铁良刚到上海没多久，就从江南制造局取走了80万两白银。《杭州白话报》发表时事评论说：“钦差大臣铁良到了上海后，直接把制造局库存的80万两银子提走了。从那以后，他到哪里就搜刮哪里。浙江巡抚担心他要来浙江，赶紧发电报说，浙江每年愿意出90万两银子，作为北京练兵的经费。哎呀！浙江每年要赔款140万两，现在又要多交这么多，这不是压榨老百姓的血汗钱吗，还能是谁的血汗钱呢？”主张革命的《中国白话报》则说：“如果这个钦差是个汉人，他的良心或许还没完全丧失，还能稍微保护一下百姓，不至于把大家搜刮得这么狠。清朝的皇太后早就想到这点，所以特意派了个满洲人，叫铁良，到南方来。”
在公众讨论中，知识分子稳居核心位置，既能与官方对抗，又能教育大众。虽然官方也有自己的媒体，但它们的报纸多是官方文件，不像民间报纸那样吸引人。尽管朝廷依然掌握权力，但影响力已经转移到了另一批人身上。
因此，当时的报纸毫不掩饰地批评、讽刺甚至编造关于清朝政府的谣言。有人传言铁良热衷收集字画，搜罗得非常广泛，以至于回京时带的行李太多，连九节二十辆车厢的火车都不够装。还有说法称他的随从大肆抢夺财物，甚至动手打伤了当地的官员。
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曾描述西方的情景：“西人学东西，有一个学，就有一个人组织起来。比如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物学、教务等等，连照相、画画、澡堂之类的小事，都有组织。参加的人，从后宫的妃子到普通百姓，甚至有上百万人参加的组织。”梁启超说，他写这些文章时，总是想吐出来，但一整理完，满头大汗。
从古至今，都有因舆论不当而影响国家治理的情况。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舆论的混乱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论是支持立宪的派别，还是主张革命的团体，他们都擅长过分夸大事实和随意编造故事，甚至他们自身的主张都难以保持一致。他们自己对很多问题都未彻底理解，却为了改变现状，不得不煽动民众情绪。舆论可以影响到政府决策，如果错了还可以改正；但报纸一旦影响了普通百姓，一旦变了就很难再恢复原状。操纵事实的舆论最终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只能沦为别人手中的工具。
对于清朝来说，“富强”从一开始的权宜之计逐渐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然而，即便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富强的政府，国家内部已经四分五裂，满目疮痍。无论是追求虚名而忽视实际的危害，还是承担恶名来解决危机，都已经太晚了。不用多久，追求富强的中国还会存在，但大清国一定不会了。
铁良南下时，迎接他的不只是批评的声音，还有批评的武器。
听说这个消息后，王汉、刘静庵和胡瑛三个人秘密策划了对铁良的刺杀行动。出发前，王汉给妻子写了一首诗：“不知此行何时归？心中牵挂唯家人。倘若不幸成永别，但愿你笑送我行。”
1905年2月，王汉和胡瑛一起从汉口的大智门火车站上了火车，跟踪铁良返回北方的专列。火车到达彰德后，铁良乘坐轿子进城，王汉独自跑向铁良的轿子，连开三枪但都没有打中。事情发生后，清兵从四面围过来，王汉怕被抓住，就跳进路边的水井里自杀了。
王汉的去世，揭示了清朝政府与百姓之间严重的隔阂。随着越来越多的革命人士不惜一切代价去打击当权者，整个王朝都笼罩在了恐怖的气氛中：人们的愤怒难以平息，暴力行为开始泛滥。